第 10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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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分钟之后,她在房里叫唤孙翔。孙来到门口,只听她说:那块毛巾我够不着,进来帮我拿一下吧。

孙翔心房一阵扑动,走进x光暗室,只见那盏他十分熟悉的台灯下,是打开一半的《少女的性》,脚桶一边,她楚楚动人地站着,灯光勾勒着她丰满的肉体,她乳房少女一般地挺立着,两颗乳头犹如鲜艳而沉重的果子。她的手里拿着的正是一块雪白的毛巾。

她暧昧地笑了:你想帮我吗?

孙翔这刻的意识已经空白,他甚至都回忆不起他怎样将x光室的一张手术床放了下来,他唯一记得的是他的手笨拙而慌乱地抚摸着她的身体,以及他的嘴唇急切而慌张地寻找着她的嘴唇。

自此以后,在x光室暗房,孙翔与她整整幽会了两年,没有人发现他们在偷情,一直到她提出要与那个“造反者”离婚,要与孙翔结婚。

这个时候,已经是富有生机的1977年。孙翔一心想着的是怎样进入高等学府,怎样尽快地实践他生命的梦想,而她香艳的肉体带来的刺激已丧失了最初的强度,因此,他拒绝了她的要求。

这个故事结尾的色彩有些暗淡。

某一天,她吃了大把的安眠药,但被人救活。孙翔赶去医院对她进行了安慰,但心里与她进一步地拉大了距离。当孙翔考上上海某名牌大学之后,她的表妹找上了孙,要求孙的补偿。戴着“奥米伽”的孙飞翔,拿出了2000元摆平了他的地下爱情,也告别了源自1975年的城市风流。

5年以后,当我们的孙翔先生在某中学教书的时候,有公安人员找上门来,盘问道:丁莎伦这人你知道吗?

在上海公安的嘴里,孙翔隐约知道她已经有可能堕落成为一个暗娼,孙翔基本如实地告诉了警察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情,但他隐瞒了她的身体带给他的疯狂感受。

后来,孙翔听说这个拿去了他的童贞的女人去了外国。有时,孙还会在梦中与她相会,并且,总是在她25平方的大房中,总是看见她向他招着手,声音有些沙哑地这么说:来吧,过来吧。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1)

1980年4月,上海迎来她新生命的轮回。

尽管对美国纽约时报的詹姆斯·斯特巴来说,他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

我来到中国,很大程度上好象生活在1951年,甚至似乎有点像1851年,在无线电旁收听世界各地的新闻,这是城市唯一的夜生活。

中国的肥皂将衣服洗灰了。

水硬,一加仑水放在咖啡壶中,过滤出拇指大小一团的钙、煤沙和其它矿物质。

詹姆斯·斯特巴可能说得完全正确,以他美国人的眼光。但对上海市民来说,他们的视角与这个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完全不同,在他们的眼光中此刻看到的是一种他们曾经如此熟悉的食品,它就是浓香四溢的茶叶蛋。

同年7月12日,一家叫作“味美馆”的饭店,成为上海第一家私营饭店而写入了上海的“七情六欲史”,到了1982年的3月6日,曾经作为“十里洋场”象征之地的南京路,出现了对昔日“不夜城”呼应的夜市。

4月间,电视机开始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宠,每个家庭都将它看成必备之物而努力地争夺着,从这时起,上海进入了“电视时代”。

随后是西装作为一种时尚之物被上海男性青年所青睐,而黄金饰品则在这个时候被上海女性疯抢。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对这种疯狂的一种说明:上海第二机电局某企业中的一个上海小青工,用八年全部积蓄和自己的爱人完成了婚礼,这时,这个上海新家庭的银行存折上仅剩450元。但小青工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用400元为自己的爱人购买了一条24k的金项链,他的理论是,他们的新家庭可以没有任何存款,但不能让别人认为赶不上这一轮的时尚之潮。

1983年1月18日,一切对经济活动有着特别敏感的人们重新看见了股票。2年以后,1985年1月,延中公司向社会发行了上海第一个股票,在绝大部分男女混然不觉的时候,极小部分的男女走上了城市有产阶级的道路,这时,一些叫作“万元户”的男女,尽管社会身份暧昧不清,但他们在市民社会中昂昂然地登堂入室,被上海大小市民如同偶像一样地加以崇拜:对这些上海市民来说,还有什么比金钱更令人迷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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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我在第一章所说,在开始城市欲望、消费、时尚这部伟大的历史叙述之前,我们是不可或缺这个历史时期的深背景,没有一个时代提供的基本平台,就没有这个时代的基本欲望,也没有这个时代基本消费和基本时尚。

当1980年茶叶蛋的浓香正飘逸在上海还不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时,对《参考消息》特别钟情的上海男女在这之前便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这两个曾在三十八度纬线一带进行残酷较量的对手,终于暂时地搁置了各自顽强的意识形态梦想,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康庄大道。1979年1月29日,在肯尼迪中心邓小平观看了美国艺术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丹佛唱了《乡间大路,请带我回家园》。当邓小平回家时,在西雅图的飞机上,丹佛送了他一百套的唱片。

中美建交对世界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中国人民或许有着更为巨大的现实意义:与魔鬼一般的美国也能修好并在同一星球共存,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重新打量、重新思考、重新判断?

解冻的和风吹到了上海,一个叫杨炳荣的男子死后复生的离奇故事或许是对“解冻上海”的最有力说明。

杨炳荣原为上海市黄浦区服装公司南方衬衫店的职工,1949年前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7个月的宪兵,1957年4月他已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

“文化革命”开始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炳荣变得格外紧张、恐惧,而这种持久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他在“文革”高潮阶段的1968年4月18日出走上海。

同年6月,杨炳荣在南京被收容,旋即被上海原单位领回,并可以想见的被猛烈批斗。

1968年7月29日,杨寻机再次出走,在杭州城再次被收容。鉴于上次教训,杨对收容方谎称自己叫曾鸣皋,原籍江苏南通,于是他被遣送到了江苏南通,安置在如东县洋口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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