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八章 伤情（1 / 1）

第九十八章伤情

顾炎武曾说过，万历朝江南之民，有田者仅十分之一，其余的都只能靠租佃为生。且不论破产的农民对社会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单就赋税征收而言，土地兼并就给朝廷造成了毁灭性的危害。

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人，多为缙绅豪强，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是官宦之家，他们本来就享有优免的特权，更何况还要通过种种不法手段来无限扩大这种特权，逃避赋役。

而地方官员一般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这些地方官吏与这些特权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大明朝开国三百年来，不就出了一个海瑞，敢逼着当朝首辅徐阶家交纳国家税赋这样的特例吗？

特权阶层逃税，那么没有特权的小户就必须承担原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那部分税粮，久而久之，这些升斗小民如何承担得起呢？于是，被逼无奈，他们要么远走他乡，要么聪明一点，把自己的田产投献给那些豪强，向他们交租，因为租额毕竟要比那些赋税稍稍轻一点。

于是，如此循环往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豪强越来越富，国家的财政越来越恶化，百姓也越来越穷，直到把这么一个诺大的帝国活活拖死！

张居正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推行新法的前提就是从新丈量全国的土地，逼迫各地的缙绅豪强按实际土地的占有数量纳税。于是，万历朝的税收一度好转，这才有可能完成万历三大征，干净利落地在朝鲜彻底打败那些不知自己姓什么的日本倭寇。

可，中国的政治，历来是强人的政治，讲究人在政兴，人亡政亡。张居正实行的这种财政体制上的转化，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转变得好，也不应出什么问题。但明磊这几年的身临其境，深知问题恰恰就出在，这种转变被人为的生生给搞砸了。

说得白一点，由于张居正死后，立时被清算！这种新体制虽说因为万历皇帝和大臣们闹别扭，而且一闹就是几十年，并成为其后万历朝的头等大事，侥幸得以保留了下来。但也只是保留下空壳而已，它的核心，每隔几年重新丈量一次土地，无论缙绅一体纳粮，却由于得不到皇帝的有力支持，没了正当性，根本就没法坚持！

结果呢？旧体制下原有的优势在转变中失去了，而新体制根本没来得及解决好旧体制下原本存在的问题，更不要说发挥出创始人张居正想要它发挥的优势及其效用了。

于是，这个恶疾竟一直拖到了最后，结果赶上了一个自以为是，忙得要死要活却到了都整儿不明白，这毛病到底出在哪儿的崇祯皇帝，在彻底败光家产之后，稀里糊涂地以死谢罪了！

俗话说，当事者迷。对于这等恶疾，来自未来的明磊从打一开始就一清二楚。可，明磊的问题在于，他一出场，为了生计削尖脑袋一下子幸运地挤进了特权阶层。投鼠忌器！投鼠忌器啊！他就是有心，处理起来自然还是束手束脚。

好在明磊够聪明，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带着些许无奈，大搞冷水煮青蛙的那套把戏。大面上老老实实地维护好这套实在不怎么样的旧制度，背地里，通过各种手段，天下不敢说，至少这几个省的土地已是十停独占了六停，俨然变成了最最大的地主，甚至可以称为寡头，终于用最快的速度成长为这套不合理制度的最大受益人。明磊的逻辑很简单，既然祖宗成法你们不许有半点更改，为了稳定形势，收买人心，更是要给这些小民百姓一个喘息之机，老子剜心割肉般的免征了土地税！与其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豪族门阀白白拣了便宜还一副应该应份的嘴脸，那还不如干脆便宜自己算了。

当然，明磊的富可敌国只是停留在帐面上，由于取消了土地税、人头税，工业税、商业税还不足以支撑这个国家的运转，弄得明磊治下的这些各州城府县那叫一个穷啊！时不时，明磊还要自己掏腰包贴补他们过活。

对此，明磊倒是没怎么害怕！乱世嘛，一群文官还能反上天去？再说了，改革嘛，怎么可能面面俱到？总要有牺牲嘛！再往深里说，让这些地方衙门长期入不敷出，也好为将来的裁减做好铺垫。

明磊早就想好了，要想实现能不管就不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你让衙门里还有那么多喘气的，能不成天想着如何伸手揽权吗？

说白了，明磊治下的政府，纯粹是明磊出资维持的政府，但好处就在于，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士绅们也没有什么损失，整个社会还算稳定和谐。

接下来，明磊在不被注意大情况下，悄悄地利用这不光彩得来的第一桶金子，大力发展工业、商业，一门心思地想在短时间内完成飞跃，让工业税、商业税有可能成为国家税收的主体。

但，这显然，连明磊自己都承认，没有个十年五载的，根本就没有可能。

与明磊的情况截然相反，做为贫苦农民出身的孙可望等大西军将领，与士绅阶层不要说联系，多少还带着些许仇视。怎么会有明磊那样的顾忌，再加上也没有什么别的税赋的指望。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还是捡起了所熟悉的张献忠在四川的那套做法，只不过动作和缓了不少。

总体上来说，在对土地征税这个最主要环节上，孙可望的改革进行得既彻底又干脆，推行起来更是一板一眼，没有一丝迁就。

孙可望把云贵大部分州县和卫所管辖的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营庄由大西军偏裨管理，在辖区内“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

就田赋而言，也就是说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农民得五分，地主只得一分。如此一来，谁都合适，唯独拥有土地的地主们收入锐减。但面对冷森森的钢刀，就算心怀不满，好在尚有一分的收取，生活算是有着落，以此安慰自己，士绅们只得暂且忍耐了。当然，敌对情绪还是不小。当时云贵的顺口溜都云：“履亩科租法最奇，畜肥兵饱士民饥！”

可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当年秋收就“倍于曩昔”，次年又“大熟，百姓丰足，兵民安乐！”

有了财政和人事上的这些成绩，孙可望原本就不够宽广的胸怀早已被自大的情绪充满，怎么看，自己都象一位开国之君了！

顺治七年（1650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早，尤其是湖南，才进四月，夹袄就已经穿不住了。孔有德已是快奔七十岁的人了，但几十年的征战，打熬得筋骨比那些白面书生还要结实，只罩了件半旧的团龙蟒袍坐在临时王府后院的廊子里，额头还是一个劲儿的在冒汗。

孔有德的远房侄子孔择恩，知趣地从下人手中取过毛巾递到老王爷手中，屏着呼吸，大气都不敢出。

出京以来，老王爷的脾气就没小过，动不动就给人脸子看，甚至不少人还挨了板子。在孔择恩看来，被发配到潮湿闷热的边远南疆对一辈子待在北方的他们来说已经够倒霉的了，更何况，摄政王说得好听，“这广西全省官员的印信就全拜托尔等了”，可傻子都能知道，广西在周明磊手里，就凭自己这点人马，怎么可能打得下来？于是，只好窝在这岳州，上下够不找地憋屈着，能不让人心烦吗？

其实，他还是猜不到孔有德的心思，老王爷忧虑的不是什么领地，而是感到了些许不安，朝廷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旁的不说，就是三王补充人员、马匹、装备，就明显有些吃力。弄得三个人，只能补充完一个，走一个，自己是早早赶到岳州了，可耿仲明、尚可喜两个还在半路上。好在留守的佟图赖为人厚道，又是旧交，否则，真要说上几句刺耳的话，自己这个老脸往哪儿搁啊！

而此时的江南，济尔哈朗已经撤走，整个江南只留下东西两个重兵集团，一个是以孔有德三王的四万汉八旗为骨干的，纠集湖北、南直隶各地守军号称十八万汉军的湖广集团，一个是福建总督陈锦率领的福建、浙江两省的数万汉军。

按照旨意，孔有德原本是要坐镇长沙城，身后的岳州为总基地，湘潭为前哨。三王藩下将领的设置是：定南王孔有德帐下线国安任左翼总兵官，曹得先为右翼总兵官，另调湖广辰常总兵马蛟麟为随征总兵；靖南王耿仲明下以徐得功为左翼总兵官，连得成为右翼总兵官；平南王尚可喜下以许尔显为左翼总兵官，班志富为右翼总兵官。

擦过头上的汗，孔有德看了一眼这个侄儿，“元吉（尚可喜的字）的前锋营已经过了九江，不是说云台（耿仲明的字）也已经离开金陵了吗？你去前面看看，我寻思，这一半天儿，也该有平安折子递上来了！”

“是！”

也就一盏茶的功夫，随着急匆匆地脚步声，孔择恩满脸惊骇地跑了回来，连脚下的石阶都没注意，一个趔趄，就连滚带爬地窜了进来。

“王爷，靖南王他！”

一看欲言又止的孔择恩，孔有德就知道不好，一把薅住他前胸的衣襟，“快说！云台他怎么了？”

孔择恩大嘴一咧，“靖南王，没了！”

“没了？”孔有德一屁股跌坐回椅子上，“没了？人好好的，是怎么没的？”

“是在安庆府境内自尽而死的！”

“你胡说！他带着过万的人马，好好的，谁敢逼他？”

“是逃人！听说有人向朝廷告发，王爷率兵南下时收留了上千名逃人！刑部左侍郎哈丰阿已经追到南京了，为了保全家人，靖南王才出此下策的。”

在孔择恩看来，这逃人法与剃发、圈地，并称本朝三大酷政，律法森严，不要说自己这些汉人，就是满朝的皇亲国戚，哪个敢有半点微辞啊！

孔有德点点头，不禁老泪纵横。只是想到老友的离去，上了年纪的人，这物伤其类的悲情哪里还控制得住，片刻之间，鼻涕、眼泪顺着花白的胡须滴滴答答地流到了地上。

此时的孔有德哪里还能顾及到这些，光顾得在那里顿足捶胸。如今的孔有德，悔恨交加，这事情的原委。耿仲明才出京城，就原原本本地写信告诉他了。

耿仲明的副将陈绍宗是河北人永平府人，这永平府可是被正白旗一气全部圈成了旗产了。陈氏在当地也是大户人家，就这么一夜之间，整个庄子被几十名军士用小白旗这么一插，不但几代传下来的田产就这么没有了，连自身也成了这些素未平生的旗人的奴才了！

还是陈氏的族长当机立断，当夜趁乱带着近二百口子老小跑了出来。千辛万苦见到了陈副将，血脉相连，就是冒着杀头的罪过，哪有不收之理啊！

可这等瞒上不瞒下的事，上行下效，但凡河北籍的军卒，谁家没有不被圈的？于是乎，几天的功夫，就有不下千人被隐匿在了陈副将的大营当中。

好在大军没过三天就开拔了，否则，说不定逃人的数量能超过营中的军士。这可是一千二三百人啊，如何能不露风声？大军行进了才三天，就算同僚代为隐瞒，可这些人是要张嘴吃饭的啊！军需官还是将此事捅给了耿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