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苏联对中国的轰炸（一）（1 / 1）

在战争初期，对中**队造成损害最大的，除了苏联陆军的兵力优势和坦克洪流之外，就应该是苏联空军的战略轰炸了。尤其是在战争的第一天，苏联空军就出动了五千多架次的作战飞机，穿越漫长的国境线对中国北方的多个战略要点进行了狂轰滥炸，不仅导致东北、华北、西北的空军基本丧失战斗力，也对这些地区的陆军装备、大型厂矿、重要交通线造成了严重破坏。战争初期任第13集团军司令的王澍上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还曾担任辽河集团军群司令、河北集团军群司令、徐州集团军群司令等多个职务，在战争中期被提升为元帅，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担任中亚集团军群司令）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在卫国战争初期，唯一让我恐惧的是俄国人掌握的制空权。尤其是在战争的前三个月，俄国人的飞机似乎无处不在，我们的飞机则早已在机场上变成残骸了。”

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仅仅是一个中校军衔的集团军级国家安全代表（不久改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并不了解苏联对中国实施战略轰炸的详情。不过后来我很快就参加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会议，因此在工作之余了解到许多战争初期的情报；而且，战争结束时我们从莫斯科档案馆缴获了一大批关于苏联入侵中国计划的珍贵文件，这些文件被我们的军史工作者详细研究，写出了许多优秀文章。

以下这篇文章引自1943年12月在北京出版的《战场》杂志，标题叫做《战争从轰炸开始》，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两位副教授。我认为这篇文章描写的内容基本属实，因此全文引用如下：

苏联入侵中国的“远东解决方案”早在1930年就已经开始制订。斯大林取代托洛茨基成为苏联领导人后，把主要战略重心放在了远东地区，将大量资金投入了西伯利亚铁路复线建设，并修建了所谓的“北寒带铁路”，作为西伯利亚铁路遭破坏无法使用时的备用方案。从1929年到1933年，苏联在后贝加尔、远东滨海、库页岛、阿尔泰山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修建了23个永久性军事基地，大型军事仓库数目超过300个，新建机场超过60个，新铺设的交通线里程不会少于1.5万公里。可以说，苏联是在以举国之力进行远东战备，远东战备的重点又是黑龙江流域和后贝加尔，其战略野心已经昭然若揭；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华共和国决策层没有及时意识到苏联的威胁，甚至被苏联不断放出的“和平气球”所迷惑，以至在卫国战争初期损失惨重。

按照“远东解决方案”的初期构想，苏军应该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三个重兵集团，矛头分别指向中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但对于具体的进攻方向，苏联内部一直争议不休（注：关于苏联“远东解决方案”的具体内容，我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叙述），有人主张在东北和华北分别进军，有人则主张从东北和华北的结合部进军；有人主张以新疆作为第一阶段的战略重点，更多人则主张首先夺取兰州。直到1933年4月，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还在与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大将争论进攻东北的具体方案，最后是斯大林出面一锤定音，肯定了华西列夫斯基的“三面进攻方案”，朱可夫关于截断东北和华北联系的方案由于“过于冒险”，被推迟到第二阶段进行。1933年5月1日，对华北和西北的具体进攻方案也已经制订完毕，并经过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治局成员的签署，随时可以应用于实战。但斯大林不打算单方面出兵，他在等待欧洲战争的爆发——纳粹德国和苏联必须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动手，苏联还必须派出辅助部队进攻波兰东部和罗马尼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军事合作。没有德国人的帮助，苏联是绝不会单独挑起世界大战的。

负责对中国实施战略轰炸的是苏联第3、第6、第8和第20航空集团军，其中第3航空集团军部署在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直到库页岛的广阔土地上，第6航空集团军主要部署在蒙古，第8航空集团军部署在哈萨克和阿尔泰山附近，第20集团军则部署在后贝加尔，作为苏联空军的战略预备队。截止5月22日，这四个集团军的第一线作战飞机总数为：歼击机1160架，其中大约500架是雅克-1、米格-3等新式歼击机，还有220架从德国进口的当时最先进的梅-109歼击机，其余440架大部分是伊尔-53、伊尔-6等老式飞机；运输机、教练机、侦察机总共620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390架，大部分是TB-1、TB-3、SB-2等苏联国产轰炸机，也有少数德国生产的容克-88轰炸机；轻型轰炸机和强击机数目最多，达到1900架，其中最主要的是佩-2轻型轰炸机，其次是从德国进口的“施图卡”俯冲轰炸机，它们构成了苏联在战争初期主要的战术空军力量；最新式的“伊尔-2”强击机后来曾拥有“坦克杀手”的美誉，它的装甲极厚，最适合对装甲部队实施战术空袭，但在战争开始时苏军总共只装备了350架，其中只有不到200架装备到了远东地区的空军。总而言之，苏联在远东战线的第一线作战飞机超过4000架，如果加上西伯利亚内陆的第二线作战飞机就更加恐怖了。

与苏联远东空军对峙的是中国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内蒙古军区、新疆军区和西北军区的9个航空军总共2600架第一线作战飞机，在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在这2600架飞机中，歼击机只有840架，主力机种居然仍然是1920年装备部队的战-2歼击机，这种歼击机的格斗能力连苏联的佩-2轻型轰炸机都不如。战-4、战-5等新型歼击机的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了苏军的米格-3，但当时装备总数不超过60架，根本无法形成战斗力。至于轰炸机、强击机队伍里更是充斥着轰-2、攻-2等早该被淘汰出历史舞台的老掉牙飞机，它们对苏军没有造成任何打击，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就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虽然苏联空军占据了明显优势，但它需要轰炸的目标太多：东北、华北、新疆、内蒙古、甘肃乃至陕西、宁夏境内的78个军用机场，209个大型厂矿，80个主要陆军基地，500多个火车站或铁路交通枢纽，300多处重点防御工事，以及对北京、大同、哈尔滨、四平等重要城市的市区进行恐吓式轰炸……目标总数达到1500个，部分重要目标还需要进行多个攻击波的轰炸，以苏军在远东现有的2300架第一线轰炸机和强击机是无法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的。因此，斯大林迫切希望日本从一开始就介入战争，利用日本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航空兵（日本的飞行员素质在全世界是屈指可数的）对中国东北实施轰炸，减轻苏联空军的压力。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虽然早就想和苏联合伙侵略中国，但他希望日本军队能够先“保持中立”一段时间，看看中苏战争的具体进程和国际上的风声，然后再做出决定。1933年4月，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会见了近卫文麿，向日本做出了非常丰盛的许诺：如果日本在中苏战争的第一天就派出1000架次飞机对中国东北进行轰炸，并在战争开始后一星期内以陆军进攻辽宁、吉林，并以海军封锁渤海、黄海乃至东海，那么在打垮中国之后，辽东半岛、吉林东部地区和山东威海将成为日本领土，日本还能够在上海、连云港、杭州、泉州等港口驻军。在这样优厚的诱惑下，近卫文麿终于在《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条约》中答应日本“尽快参加对中国作战”，尤其是日本海军航空兵将在“第一时间”与苏军协同作战。

斯大林分配给日本的任务是：用6艘重型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轰炸辽宁旅顺和山东威海的军港，有可能的话还要袭击天津港，摧毁中国北海舰队的战斗力；用陆基战斗机或舰载机轰炸辽东半岛、沈阳、吉林东部的机场、厂矿、交通枢纽，并对沈阳实施恐吓性轰炸；用舰载机对上海实施重点轰炸，破坏上海钢铁厂和石油化工厂的生产能力。要完成这些任务，日本需要出动1160架次飞机，其中轰炸机或强击机至少700架次。日本海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拟订了“零号作战计划”，将“瑞鹤号”“翔鹤号”“加贺号”等8艘日本最重型的航空母舰调到朝鲜半岛以东洋面，其中第一舰队6艘航空母舰布置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广阔洋面上，第二舰队2艘航空母舰布置在上海东北450海里的公海上。丰田副武上将被任命为“零号作战计划”的总指挥官，南云忠一中将和栗原健男少将分别指挥两个分舰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将则亲自坐镇横滨，随时协调前线一切战事。为了完成轰炸中国的任务，日本联合舰队75%的作战力量都集中到了中国东部海面，之所以这样冒险，是因为日本人深信美国、英国不会这么快介入中苏战争，日本海军有充分时间炸瘫中国海军、空军，趁机夺取整个中国海的制海权。

1933年5月22日下午2点，斯大林亲自签署命令，要求远东地区的苏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准备在24小时内执行“远东解决方案”。当天晚上9点，日本海军大臣东条英机却打电话给斯大林，声称目前中国北海舰队有2艘航空母舰不在港内，日本海军特混舰队为了自卫，不能派出全部舰载机袭击中国，作战目标难以保证。斯大林为此大发雷霆，甚至对朱可夫说：“日本人把我们出卖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斯大林只得下令前线停止战备，许多已经从地下机库运送到机场跑道上的飞机也只得重新运回地下机库。苏联第3航空集团军司令克鲁济科夫中将（后来被提升为苏联元帅，在战争后期担任苏联空军总司令，指挥了绝望的“莫斯科防空战”，直接导演了苏联空军的最后覆灭）不满地抱怨道：“这真不是个好兆头！飞行员们都已经喝下壮行酒了，他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给予中国人致命一击，现在却命令他们回宿舍睡觉，再也没有比这更打击士气的了。”陆军也是混乱重重，许多大炮的炮衣已经卸下，舟桥部队已经开始准备架桥，结果司令员却命令他们“返回原位”，结果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5月24日上午。

5月23日中午，斯大林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通了长达3个小时的电话，希望日本“无论如何都要用最强的海空力量打击中国海空军”。近卫文麿表示，必须等到中国北海舰队的两艘航空母舰返回旅顺港，日本联合舰队才能够全力发动空袭；根据前方侦察机的情报，这两艘航空母舰可能在一周之内返航，因此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日期大概要推迟到6月了。斯大林对此深感失望，因为德国打算在5月30日之前入侵波兰，一旦欧洲爆发战争，中国肯定会有所警觉，苏军就无法达成突然袭击的目的了。

5月25日，近卫文麿突然再次给斯大林打电话：“敬爱的领袖，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国的航空母舰已经返航了。5月27日它们将平静地停泊在港口内，等待我们的轰炸。”斯大林大喜过望，在用肉麻的词语称赞了一番日本盟友之后，他立即给希特勒打电话，敲定了共同进攻波兰的时间——当地时间5月28日凌晨1点，也就是远东时间5月28日早晨9点，比中苏战争爆发大约晚5个小时。苏联参与进攻波兰的部队只有12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只占苏联全体武装力量的一小部分；与此同时，苏联进攻中国的部队却有6个方面军总共202个步兵师、21个装甲师和17个摩托化步兵师，这还不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的30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

5月27日中午12点，斯大林再次签署了“随时准备执行《远东解决方案》的命令”，这个命令到下午2点已经发到军级指挥单位，下午4点已经发到团级。进攻中国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数千辆坦克排着整齐的队形向国境线驶去，所有的坦克、火炮、迫击炮都在当天下午6点之前进入了出发阵地，步兵稍微晚一点，但到晚上8点也都已经安排妥当。参与第一波进攻的只有60个步兵师、8个装甲师和3个摩托化步兵师，等他们在中国边境打开缺口，并建立稳固的桥头堡之后，主力部队将会像潮水一样在两三天内席卷中国的北方大地——当然，这离不开苏联空军对中国北方的猛烈轰炸。

“我命令第3、第6、第8和第20航空集团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苏军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大将亲自口述了这份电报，“今天晚上9点以前，所有参加执行任务的作战飞机必须达到随时可以起飞的状态。所有弹药必须立即挂载完毕。飞行员随时等候在飞机旁，不得随意离开。航空集团军司令员每半个小时向我报告一次动向。侦察机群现在就出发，并且与后方保持不间断的无线电联络。”

远东时间5月27日午夜12点，离“远东解决方案”预定的全面进攻时间还有4个小时，在某些边境地段上，苏联坦克和步兵已经开始悄无声息地越过国境线，进入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企图在黎明之前穿越原始森林地段，绕到中国边防部队的后方。华西列夫斯基大将亲自给第20航空集团军司令斯维尔斯中将打了一个电话：“请您立即打开所有机场的探照灯。对飞机进行最后一次检验。半个小时内开始第一攻击波。”

夜色还很深沉，斯维尔斯中将亲自来到了他辖区内最大的军用机场——后贝加尔第一军用机场视察。所有的探照灯都已经打开，机场上空一片灯火通明，恐怕在几万米高空都清晰可辨。TB-3重型轰炸机的螺旋桨已经开始转动，这种轰炸机的速度很慢，飞到中国国境线大概需要4个小时，正好赶上陆军发动全面进攻；伊尔-2强击机的地勤人员正在最后一次检查飞机尾部的装甲，这厚厚的装甲可以确保飞机不受地面火力的侵害。在跑道附近的草坪上，200多名飞行员正在匆匆进着早饭（夜宵？）——黑麦面包，煎荷包蛋，鱼子酱和一杯伏特加。“感觉好吗，小伙子？”斯维尔斯中将拍了拍一个米格-3飞机驾驶员的肩膀，那是典型的西伯利亚人的宽厚的肩膀。“好极了，将军！”驾驶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随时准备为俄罗斯献身，为苏维埃献身！将军，您就等着听我们的捷报吧，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中国！”

机场导航台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着俄罗斯著名的爱国主义歌曲：“听，那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地勤人员们一边挥动着扳手，一边跟着旋律低声哼唱着，一边擦拭着眼角的热泪。刚刚用完早餐的飞行员们则大声地合唱起来，声音甚至超过了高音喇叭。指挥起飞的军官提着双色灯站到了跑道前，跑道两侧的所有灯光都已经打开，呈现一片洋溢的黄白色。忽然，高音喇叭静止了下来，一切都陷入了无边的寂静。斯维尔斯中将的对讲机响了，在几米外都能听出是华西列夫斯基大将的语音。那语音很简单，只有一个词：“出击！”

参谋人员迅速跑回候机楼，开始向其他各个机场发出出击的电报。第一架米格-3歼击机缓缓滑出停机坪，滑上跑道；指挥起飞的军官提起了绿灯，跑道两侧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乌拉”之声。米格-3歼击机掠过灯火通明的跑道，冲向一片黑暗的天空。在它身后，其他飞机正在紧张有序的陆续起飞。

从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响亮的口号声：“俄罗斯万岁！”由36架歼击机和109架轰炸机、强击机组成的环行战斗编队在空中盘旋一周，然后轰鸣着向南方的内蒙古、东北边境飞去。斯维尔斯中将肃立在停机坪上，目送机群翼尖的一长串红蓝色夜航灯慢慢离去。他绝对不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会被一枚中国炸弹炸死在机场上，和他最精锐的俄罗斯飞行员一同葬身火海之中。

（接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