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苏联集中营(下)（1 / 1）

当一位中国公民或中国境内的犹太人被送上边境口岸的列车，他就再也难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列车上的卫生环境非常糟糕，许多人患上伤风、痢疾、出血热乃至伤寒等传染病，在短短的三天旅途上，经常有数以百计的人被病痛折磨的奄奄一息，甚至直接被无情的苏联医护人员扔下火车。列车提供的伙食非常差劲，黑面包已经是最难得的佳肴，大部分战俘只能依靠玉米饼过活，饮水也没有经过消毒，那股腥气令人作呕。负责押解战俘的俄罗斯士兵倒是很少进入车厢，因为他们不屑于和“邪恶的黄种人”呆在一起。俄罗斯士兵对日本人、蒙古人也很看不起，因为斯大林一直教导他们“俄罗斯人的使命是消灭黄祸，并让黄种人成为俄罗斯人驯服的仆人”，仅仅是因为暂时的政治考虑，俄国才和日本结成同盟。有时候列车经过某段被洪水冲垮的道路，所有的中国人必须下车步行十几公里去换乘另一辆列车，在这段恐怖的旅程中，苏军士兵会毫不留情地用枪托、皮鞭乃至刺刀教训“邪恶的黄种人”，铁路附近每隔几十米就倒着一个被打死的战俘。有些战俘想趁换车的时机逃跑，但他们基本都被苏联人毫不犹豫地开枪击毙，尸体被丢在原地作为秃鹫和野狼的食物。等他们终于到达西伯利亚的时候，至少有10%的人已经丧命，还有20%的人因为患病或受到精神刺激而丧失劳动能力——不用说，这些可怜的病人大部分都被苏军秘密枪决。幸存的战俘们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郊区，远处是新西伯利亚的高楼大厦，自己脚下却是一片完全没有开垦的生荒地，附近只有几间非常简陋的窝棚。没有最基本的道路、饮水和灌溉设施，一切都要靠中国人的双手去建设。苏联军队和警察逼迫中国俘虏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每个中国战俘营（大约300人）必须在一个月内开垦两公顷的生荒地，否则就没有饭吃。一切消极怠工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被打死的俘虏将被草草埋葬在田地的边缘，作为对所有俘虏的警告。有的中**官拿出《日内瓦公约》中关于战俘的条款，抗议苏联当局的蛮横行径，却遭到了苏联军官无情的皮鞭抽打：“要知道，《日内瓦公约》是用来欺骗那些可怜的美国人、英国人的，对你们这些邪恶的黄种人无效！”

新西伯利亚附近的集中营不仅被中国人和犹太人填满，还被来自中亚和蒙古的黄种人或者黄白混血人填满，各个远东民族都有人被送到这里接受酷刑。在斯大林眼中，中亚和蒙古的少数民族只有两种用途——要么到中国前线充当炮灰，要么被送到集中营从事苦役。少数民族很少有机会加入苏联国家社会党，更不可能成为苏军高级军官，他们的任务只是完成最艰苦的第一线作战任务，用血肉之躯打开通向新疆、内蒙古和华北的道路。稍微有一点违纪嫌疑的少数民族士兵，尤其是纯粹的黄种人士兵，会遭到政治委员无情的毒打，那些被施加“记过”处分的少数民族士兵会无一例外的被送到集中营。另外，中亚地区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教会人士和同情中国的人，是斯大林优先打击的目标，克格勃的密探整天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和乌兰巴托的大街上转悠，只要发现任何有“反苏”或“亲华”嫌疑的人，都会立即把他们送上火车，送往西伯利亚。斯大林还对中亚各民族实施严格的迁徙限制，不允许他们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或乡村，任何人没有克格勃的批准，休想走出家乡一步，否则就等着集中营伺候。苏联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曾经算过一笔恐怖的账——要完成对新西伯利亚周围200多万公顷荒地的开垦，建立六个大型煤矿、四个大型油田，并建设两个国家级的原木采伐场，至少需要400万奴隶劳工，而中国战俘和犹太俘虏在未来一年内只能达到300万人，剩下的100万人必须从苏联境内的中亚民族中寻找。所以，克格勃在1933年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肃清中国被占领土（主要是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反苏分子”，还包括在中亚和蒙古逮捕一切“不听话的人”和“游手好闲的人”，让他们和中国人、犹太人组成混合劳动营。很快，新西伯利亚附近的土地就都被奴隶劳工占满了，苏联人不得不在勒拿河畔开辟新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一直使用到它们被愤怒的中**人夺取并炸成碎片为止。

苏联在东北、外蒙古、内蒙古和中亚的暴行，虽然被克格勃小心地掩盖着，但仍然不能长期骗过世人的耳目。一些有良知的俄罗斯军官悄悄拍下了新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恐怖场景，送到中华共和国通讯社、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甚至悄悄协助极少数战俘逃离牢笼，通过伊朗、阿富汗或印度回到中国。刚开始，即使是中国的通讯社也不相信苏联人居然有那么残忍，他们以为斯大林还是有一点同情心的；可是接二连三的恐怖照片和逃离者的血泪控诉证实了苏联军队和克格勃是多么残忍，甚至超过了波兰境内纳粹集中营的残忍程度！当一篇名为《新西伯利亚死亡营》的长篇通讯和整整三个版面的照片一起出现在《共和国日报》上，并立即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全球知名报刊转载时，对苏联法西斯的怒火立即席卷了全球，“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成为了惨无人道地践踏生命的代名词。1933年9月，当新西伯利亚战俘营的人数第一次超过100万时，中华共和国总统陈卓群发表了一篇措辞相当激烈的演讲，演讲中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把苏联匪徒赶出中国国土，而且要解救那些至今被困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的中国公民，同时解救那些被关押在民族牢笼中的中亚人民和蒙古人民；让我们团结起来打碎斯大林匪帮扣在我们头上的枷锁，把这群人类历史上最耻辱的败类全部埋葬在废墟里”。这个演讲只得到美国、英国、法国政府的“谨慎赞同”，因为它们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究竟要不要干涉远东战局。但是西方各国的民众普遍支持中国总统的演讲，许多反法西斯团体都强烈建议与苏联断交，并且像对付德国一样与苏联进入战争状态。斯大林在新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暴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苏联的战争潜力，却把西方国家的许多民众都推到了苏联的对立面，这恐怕是这位独裁者始料不及的。

中国国家安全顾问卢浩轩通过中亚境内的情报渠道，搜集了许多中亚人民不满于斯大林暴政，争先恐后地从民族牢笼逃亡的消息。于是，在1933年秋天，第一批“协助中亚人民脱离苏联”小分队开始在新疆地区活动，类似的小分队很快出现在内蒙古和华北，其目标也变成了饱受斯大林虐待的蒙古人民。除了在东北和内蒙古的被占领土存在大量中国人组成的游击队，在中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出现了一些由中国人资助的反苏游击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破坏苏军交通运输，以及协助中亚人、中国人、蒙古人和犹太人从苏联集中营逃亡。卢浩轩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量印刷了“看看你们的同胞在遭受怎样的折磨”的传单，每张传单都有一到两张中亚人在集中营遭受迫害的照片；这些传单被空投或秘密运送到苏军的中亚士兵手中，引起了严重的士气低落和骚乱。苏军政治委员抱怨说“中亚人和蒙古人已经变成了最难管理的士兵”，并强烈要求打散一切少数民族部队，把他们编入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可是斯大林又害怕中亚人的反战情绪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俄罗斯人，只得慢慢把中亚部队从主要战线上撤下来，改为从事后勤、交通线维护和侧翼支援任务。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既然中亚部队的战斗力已经显著削弱，不如干脆把集中营里的几十万中亚战俘放出来，送到前线，消除中亚人的敌对情绪。斯大林很快否决了这个提案，他指出前线的中亚部队有哗变的危险，应该把他们慢慢都送到国内的重工业工厂去，由俄罗斯人填补空缺。于是，在1934年以后，苏军中的少数民族士兵明显减少了，蒙古这个名义上的“盟国”（实际上是苏联附属国）也变的无精打采。斯大林获得了几百万劳工，却在军事上和道义上都砍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