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二章.勿看
然而,造化弄人。突然有一天,就是他的三哥被拉下龙椅的第二天,有人请他去当大唐皇帝。此时他是怎么个形状,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史家也无一字留记,所以也不好妄自忘记述。估计他是任人摆布:穿上龙袍、扶上龙辇,前引后拥地进入金鸾殿,再扶上那个无比宽大、坐上去极不舒服、而许多人又想做的那个龙椅,由很多官们拜下去山呼万岁,由宫中礼仪司长宣布他从此就是大唐天子了。总之,犹如唱大戏那般形式,李旦就像个活道具,被人家搬弄着,坐到大唐皇帝的龙椅上了。
但是,当他坐到这个位子上后才知道问题颇严重,不像他每天读书写字那么轻松了。这时候或许他想到过他的三个哥哥,想到他们与母后之间的关系,都弄出个悲惨的结局来,他才意识轾做那个在椅子上的危险。由于他的本能和无能,才选择了一个求生的方式,他可以做天子,但这天子一定要徒有虚名。他知道要平安无事,就不能参与朝中的任何事情,从根本上说,他也无能力处理朝中的任何事情,他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因为压根就没有想过那档子的麻烦事。
所有的历史都说,皇帝、皇后们和皇子们建立不起来平常百姓家的那种温馨的你子、母子感情来。武皇后同她的儿子们也是。如今,历史把她们母子推上政治舞台了,一个是不称职也不情愿做的皇帝,一个是形势迫得她再无后路的皇太后。她们被冷冰冰的政治隔离着。
武皇后突然很心疼这个神情木纳的小儿子,因为她看见了儿子脸上的泪水,也听到儿子怯懦的声音。这声音似乎又唤起了她的记忆,唤起她对自己生下的幼小生命的记忆。于是,她不想为难李旦,他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于是,她轻轻地说:我知道你很为难,我也很为难。而且也很痛苦,我的身上背着很多罪名,在你的身上,恐怕仍要再背一个罪名。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的国家,为了黎民百姓,这些你可能不懂。但你一定要能理解我,理解你的母亲所做的一切,能原谅我。你的二哥和三哥都没能理解我,也没能原谅我。现在,你父亲去世了,你三个哥哥又都远离了我们,今天就只有咱娘俩,今后我也只有依靠你了。
李旦听了母亲的肺腑之言,看着母亲凄怆的哀情,突然升起了那种早已没有了的与生俱来的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他突然跪了下去,突然泪水滂沱。武皇后轻轻地抚摸着儿子,让自己的泪水任意流淌,这是母子间血肉情怀的表露。
李旦开始去寻找母亲的手,武皇后把手交给了李旦。李旦感到这双手是如此柔软,但又感到如此有力。他无比相信这双手,这是一双擎起山河的手、改变世界的手。但同时感到了羞愧,作为儿子,却不能为这双手分担,更不能让这双手只是用来抚摸自己。
李旦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从心底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一个二十好几的大男人,却不能担起做皇帝的担子,而却要让六十岁的母亲替自己去做,背着罪名替自己去做。但自己又的确没有这个能力,怨恨自己、讨厌自己都没有用,不行就是不行。那是做皇帝,不是临模王羲之的“一波三折”和“永字八法”那么等闲。
武皇后看着小儿子真挚的表情,突然想起了明崇俨关于李旦有天子之相的预言。李旦绝无天子之才,但他却有做人的真挚。真挚使人明智,人贵有自知之明。李旦有三个哥哥,做皇帝轮不到他,所以他就不寻思做皇帝的事,所以也就没有争皇帝做的野心。于是,他便切实地把握了自己的人生。李弘也没有天子之才,但他去不敢表白,最后硬是让皇帝的头衔压死了、压碎了。李显也无天子之才,但却狂妄自大,刚坐上龙椅就得意忘形了,张扬失态,他虚有太宗其表,最终身败名裂。
李旦怎么样?还是让史家说话吧。史称:“自则天初临朝及**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旧唐书》卷7,《睿宗纪》。]前文已述,众多人把这段文字理解为睿宗行韬隐,才免遭武后之毒手。实际上为睿宗写纪的史家刘昫已在这段文字的前面表述过了,睿宗李旦只会书法、章句,没有学做皇帝的本领,根本没想做皇帝,后来皇帝的大帽子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只能自觉自愿地同他**配合,自己做个傀儡,让她母亲去做皇帝的麻烦事。他落得清闲,仍然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没有行韬晦,没有必要,她母亲没有要杀他。她比一个身无束鸡之力的人,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拳师,去威震武林什么的。一把比武刀也扛不动,拳手让位,就没有人再去杀他抢他的位子。还用得着行韬晦吗?
史学家们拿武皇后的四个儿子变着法子整她。武皇后的小儿子平安无事地直活到寿终正寝,人们又说是因为他恭俭退让,就将难免于祸。好像武皇后自己生下儿子,就留着长大后杀着过瘾的,非杀不可的一样。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甲子,武皇太后御武成殿。史书记载:洛阳宫有三个向南的正门,中曰应天门,左曰兴教门,右曰光政门。自光政门向里走,先过广运门,再过明福门。和明福门并列着的是东西的武成门,从武成门进去,一个大殿便是武成殿。这一天,皇帝率领王公以下的百官为武皇后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由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此由武皇后亲自临轩执政,而当今皇帝则居之别殿,不再过问朝政这事。问事地点在乾元殿后面的内朝宫宇紫宸殿,仍以浅紫色的帐慢隔着接见百官。据《唐六典》记载,洛阳宫里没有紫宸殿这个名字,也可能因武皇后因女性临朝,以紫色帐慢为帘,故有其名吧。那一年,武皇后是六十一岁。
武皇后临轩称制后,百官称贺,并争着言“符瑞”,即所谓“瑞禾”、“瑞鸟”、“瑞麟”、“瑞云”等一类吉兆,表示对皇太后的拥戴。嵩阳令樊文又献“瑞石”,武皇后让他把“瑞石”取来在朝堂上让百官观看。尚书左丞冯元常出班奏称:“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这个冯元常就是曾经劝告李治抑损武后的人,他敢于当着百官和临朝武后的面,指责这些祥瑞是谄谀欺骗,说明不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不满武皇后的执政,他向武皇后上奏樊文献假瑞石,实际是指责武皇后欺骗天下人。武皇后很不高兴,就把冯元常调出去做陇州(今陕甘一带)刺史。
为表示她的新政改制,把李治去世的这一年改过三个年号,即嗣圣、文明和光宅,分别代表着中宗继位、睿宗即位和太后临朝。自从武皇后入宫辅佐李治之后,唐廷改用过许多新年号,这都是武皇后的主意。高祖只用了一个武德年号、太宗只用了一贞观年号,而武皇后先后用过三十多个年号。每发生一件大事,她就改个年号来纪念,的确反映了武皇后的改革新思想,旧的传统观念难以约束她。
她亲自临轩执政后,就把大唐的旗帜易为金色,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改八品以下官员旧服青色为碧色。
她又一次大改官名,目的是“因时而立号”,“适事以标名”。从而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相;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依次改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改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加一个右肃政台。其余的省、寺、监、率名称,都按各部门的职权令改名称,表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史书对武皇后的改制成见很深,认为标新立易,乱改一通。而武皇后举例解释说:“御史是分管官吏风气的官职,要起到整肃吏治的作用。现在国土之大,州县官员之多,很难整治。现在把御史台改为肃政御史台,增设右肃政台,就是用以监督地方官的风纪。而旧御史台不变,专管京中的部门和军队的风纪。”[《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这说明武皇后的改官员名为的“适事以标名”,而增设官为的是更好的做好国家的工作,只要不是对她有成见,就可以看以她改革的用心了。
武皇后代子临轩,改元光宅时曾写改元赦文,表示自己要励精图治的决心。其中有语曰:“以社稷之大任,属荒眇之微躬。钦奉遗言,载深悲惧。遂以兹菲德,开导嗣王。”“惟欲励精图治,克己化人。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宇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文中谨表示她身负先帝的遗言和社稷的大任,要用心教育皇嗣,要把重担子挑好,使社稷稳固,让百姓有好光景,以此报答先皇的顾眷和委托。只能看到她垂念先帝的慈心、教育好皇嗣的苦心、治好国家的雄心,而并不见她吞并社稷的野心和害国害民的祸心。
二十五迅速剿灭徐敬业们的叛乱
正当武皇后改元称制,除旧布新,准备为大唐江山的巩固与发展、为黎民百姓的安乐与幸福大干一场时,一场由唐朝勋旧大臣的后代发动的叛乱爆发。叛乱距废黜中宗李显、置新群于别殿、宣布临轩执政仅仅半年;距离易帜改元和改官名只有十十几天。对勋旧势力的可能叛变,武皇后是有预料和准备的,但她也没有料到会发生得如此之快。
叛乱发生的原因,按传统史家的说法是“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因而为自保而发动。如司马光的记述:“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其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水从。”于是追尊五代祖考妣,皆为公、王和夫人。又在山西文水建五代祠堂,并任用诸武,才激起唐宗室和勋臣后代的叛乱。
这个原因并不成为叛乱的原因,这仍然是“顺口而言”,把西汉吕后任用“诸吕”的先例顺手加到了武皇后的头上。试问:如果武皇后任用的是“诸李”,把李姓宗室孩娃不留,一个个全用上,是否就没有人说话了呢?这是什么思想在作怪,还用再多说吗?当李世民、李治执政时不是把李家的祖宗八代全追封为“皇帝”吗?李氏兄弟子侄哪个不是王侯呢?史家们感到完全应该。何况,武皇后当时也都把李氏宗亲全安排到很高的位子上去了,高祖的五个儿子、太宗的两个儿子都安排在中央中枢的显要位子上了。中央的三省六部堂官现任宰相、首辅大臣全部是原来班子余下的老臣或新晋的多姓大臣。任用“诸武”是以后的事,是许多顽固大臣、李氏宗室叛她而去,才用上她的几个侄子为官,而朝中的主要官员仍是多姓,始终未出现“诸武用事”的大局(此问题后当论及)。所以,这次叛乱是另有原因的。
具体原因,司马光接着就叙述出来了。而且行文十分简炼,简直数语道破:
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盩厔(zhu,zh县名,在陕西省——引者)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县主薄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盩厔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恕望,仍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
有这段文字的记述,这次叛乱的具体原因太明白了。原来是一群犯罪的官员阴谋报复,所进行的作乱。这些龌龊小人因贪赃、受贿、赌博等原因,被贬了官,便凑到一起,先是发泄不满情绪,然后利用形势变动进行政治投机,便以匡复庐陵王李哲为旗号,“乃谋作乱”。司马光已经给他们的阴谋活动下了定论:“谋作乱”,即阴谋发动叛乱。看来,正统官史对历史上的叛乱者也是痛恨的。
叛乱祸首是被赠爵为太尉、英国公、扬州大都督的李绩之孙李敬业。
李绩在前文已经叙述过了,他是高祖兴唐建国后的三代功臣,也为武皇后能成为皇后立过汗马功劳。武皇后和李治都极为尊重这位国家功勋元老,他死后为之罢朝七日表示全国哀悼。下葬时,武皇后和李治登上未央城楼,望着百官护送下的李绩灵东大声恸哭。由此可见武皇后对李绩的重视与尊敬。
然而,李绩之孙李敬业、李敬猷兄弟荫袭了李绩的高爵却不思进取,只知吃喝玩乐,仍不知足又贪赃枉法,终未逃法网而被贬免。又混淆视听,以前朝功勋之后为号召,打着恢复李唐之旗号,纠集犯官而公然为叛。
这群犯罪官员中魏思温是朝中的监察卸史,因犯法被贬为盩厔尉,再因故又被贬,他是个文人,又有政治头脑,同那几个武夫不同,就成了这次叛乱的“谋主”。
他为这次扬州叛乱想出个毒辣的鬼主意:先让他们的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请求出使江都,当时武皇后正令御史到各地监察官员的风纪,一求准奏。薛仲仲璋到达江都后,再由另一个党羽韦超到薛仲璋处告发扬州都督长史陈敬之谋反。这样,薛仲璋便以中央派遣出使御史的身份逮捕陈敬之,如此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军事重镇扬州。
按照这个阴谋行事,果然成功。同年八月,薛仲璋以陈敬之“谋反”,把他逮捕。接着,李敬业自称“奉旨”来担任扬州司马,又假称高州地方酋长冯子猷谋反,太后令他发扬州兵讨伐。遂即打开府库和监狱,把囚犯放出来发给他们兵器和铠甲,同时招兵买马,杀死陈敬之。州府参军孙处行发现了他们阴谋,也被他们杀害。于是,便控制了扬州的军队,宣布叛变,改回嗣圣元年中宗的年号。
正如武皇后所料,这批叛乱分子果然利用她儿子的名义起兵。他们一方面打起匡复中宗的旗号,一方面又找个貌似李贤的人,扬言“李贤未死”,已逃来扬州,接着又说李贤委任他李敬业为匡复府上将军,领扬州大都督。接着在扬伪开三个府衙:一是匡复府,二是英公府,三是扬州大都督府。让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楚州(今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司马李崇福举所部三县响应。十几天就纠集十余万兵马。让“唐初四杰”之一、任叛军记室的骆宾王写出“讨伐檄文”,传之各地,宣布武皇后的罪恶,号召天下为匡复庐陵王共同叛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李敬业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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