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九章.wukan（2 / 2）

唐初选官，首在贵族特权荫封制。即勋臣、外戚、宗室、高官的后代一出生便是官，而且就是高官。科举所选，中了进士才能得到九品官。所以，唐初的官僚制度仍然是士族地主把持官职，寒门庶族备受排挤。

唐太宗使前朝科举制成为经常的选人制度，使庶族地主有了进身机会。但是，由于录取名额太少，应诏参加考试者二千人，进士只能录取几个人，最多也二三十人，此所谓“栓树只生三十枝”。

武则天辅政时已对科举制的考试内容、人数待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设置明书、明算、明法等专科，录取实用的专科人才。建议考试内容增诗赋各一篇（永隆二年增）[《通典?选举》，卷15，典84上。]，自此以后科举考试有了诗文的内容，被后世各代采用，对唐代诗文出现高峰以推动作用。永隆二年（681年）前，考试内容是时务策和《左传》《礼祀》等经书。高宗去世后，用“四匦”让国人来都城自荐（见前文），包括平民百姓在内，凡有一技之长者皆可破格提拔。

武则天做女皇后，于天授元年（690年）她亲自在都城南门内洛城殿，面试贡人。这就是后世延续千余年的殿试制度，殿试增加了考生的荣誉感，使科举考试受到社会的重视。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又创武举科，以选拔军事人才，适应了当时边疆战争对武人的需求，武科考试，一时延续到十九世纪末年。她还开创“南选”，即从边远地区选拔人才。她增加科举名额，在她辅政与执政的五十多年里，进士及第人数共一千多名，每年平均录取的人数是贞观年间的两倍多。

武则以为科录取的人数太少，不是官用，尤其不足以打破士族把持官位的现状，她便于科举制度之外，采取各种方法搜罗人才，让广大寒族知识分子得进官职的机会。她采取自荐、自举、“延思”等方法，不拘一格、不论出身地位，都可以自荐，特别是有文才者更受她的欢迎。

她曾派遣中央官员到地方监察民员的行为作风，又令派到地方的“十道”官负责在地方选人，使天下的各种有用之才都有任官、任职机会。那些因正科名额限制落榜的、乡村教师、各种自学人士皆被搜扬。这些人不再正式考试，就可直接被授官职。为此，武则天还增加实用的官位，如评事、拾遗、被阙等，由这些未经考试者充任。这样一来，吏部铨选的官员人数大大增加，武则天即位之前，全年选官千人以上，而垂拱以后，每年被选用的在小官员增加到五万人。

为防选人太滥，无真才实学者混入被选队中，武则天于长寿元年（692年）创“试官”制度，即把选上来的知识分子暂时授给官职，进行试用，不合格者淘汰不用，合格者继任，好的人才根据个人素质特长和成绩升任。这年一月，武则天亲自召见全国“十道”存抚使选拔的人，“无论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税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于是引起现任官员和贵族的不满，有人以打油诗讥讽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人又加了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尤其后一句，是讽刺推荐抚使是被浆糊糊住了心窍，而武则天女皇被灰土迷住了眼睛。他们用的老子“播糠眯目”的典故，说的是政治不英明净做昏乱的事。因此管理肃风的御史使便去调查，抓住了写后两句的儒生沈全，说他诽谤朝政，要在朝堂上施以杖刑，再交给刑部处罚。武则天笑着说：“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资治通鉴》，卷205，长寿元年一月。]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读唐书，看到这个记述后，拍案叫绝，批十个字：“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矣

武则天还增加许多“制科”。制科又名制举、特科。由皇帝临时定立科目，下令考选，因皇帝的命令称“制”而得名。根据王应麟（宋代人）所著《玉海》开车，制科出现于汉朝，但其科目有限，唐朝武则天时有过五十九科之多，并且认为统计不全，不止此数。较为重要有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还有“词标文苑科”、“文擅词场科”、“殉节宁邦科”、“长才度科广”、“超群拔类科”、“不求闻达科”等等，难据其数。总之，尽是让选人程序简单、多样，让那些出身寒微而有才识者进入仕途，使朝廷不断增加新鲜血液。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坐殿以“制科”选贤，一天就选出一百三十多人充实朝廷和地方。

她还多次下诏求贤。诏书要求地方官把那些“其才广度，沈迹下僚，据德以仁韬声幽闭，怀辅佐之器”的人才全推举上来。还下《搜访贤人诏》，极其殷切地让大臣和地方官把城内的奇人异士搜访出世，千万别让姜太公那样的人遗漏在草泽中。那些“英谋冠代，雄略过人”、“冒白刃其如归，恉苍璧而不顾”、“捷若迅雷，走若追风，弯弓则七札洞开，奔阵则重困自溃”的大智、大勇、誓死如归等人才也全都请出来。

她还生怕官员们不肯尽心，应付差事，因此告诫他们说：“十室之邑，忠信尚存；三人同行，必有吾师。卿等访求，务应用心，万不可随意言无”。正是她殷切的期望，才出现了武则天年代科举制、荐举制、自荐制等人才渠道的产生，出现了选拔人才不拘一格的盛举。

由于选出的人数多，武则天又创造了则天女皇年代特有的考核黜迁制度。通过特有的黜迁制度，尽快地把不合格者淘汰，而把能力强的尽快升迁。以往的考核定死在三年一考，武则是随地考核，而且采取逐级考核、推荐。就是让高级官考核中级官、中级官考核下级官，这样很快就产生了结果。如娄师德经考核认为狄仁杰是可用之材，便推荐他、为他打保票，而又经狄仁杰考核、推荐了姚元之，姚元之又推荐了王柬之。最后她自己再经考核，如果才堪大用，她一下子就会把他选入国家中枢或疆臣大员行列中，不会让优秀人才慢慢熬，半生升不到位子上的。

她的气魄很大，创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奇怪的官名，这是由四品官员直升宰相的制度。由于四品官员人数多，四旋余地大，因为众多老臣反对她，她也不断地把这些思想保守的顽固派拉下座位，她就通过这“同平章事”的头衔，不断起用低级官员，一旦发现他们合格，立即把“同”字去掉，变成正式之职，否则便立即改任他职。在她做皇帝的20我年里，有许多宰相是由该职提为正式宰相的。

她驾驭百官的能力也不是一般皇帝能达到的。她不仅有一套措施来考核、升赏、黜贬各级官员，还有一套教育官员的理论体系。她主持编写的《臣轨》和《百僚新诫》便体现了她的理论体系。《百僚新诫》不知何年已失佚了，《臣轨》还能让人见到。这本书共有十章，包括君臣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涉及了规范、教育官员的方方面面，是教育国家官员的好教材，至今仍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例如说何为公正之官？她指出，只是阿谀君主，让君主心里高兴，这是很坏的官，只能让君主昏暗，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君主有了错误，臣下必须“谏诤”，敢于谏诤、为国家社稷而谏诤的官，才是公正之官。她用最根本的一条要求官员，就是要官员的实绩，而不是口头。例如州县官是面对农业和农田的，你所管辖的地区“田畴垦辟，家有余粮”，你就是好官；“为政苟滥，户口流移”你就是坏官。说别的，一概是废话。

任用酷吏是武则天的一大弊政。由于武则天作为女人临朝，又是把李唐王朝一脚踢开，传统思想的官员们一哄反对她，不把顽固势力清除，她根本无法立足。矛盾的尖锐性，客观上让她任用酷吏，清除顽固派，清除李唐宗室。但是，使不少清正之官也遭到杀害，便造成女皇登基前后较长时间的血腥政局。这是女皇统治的黑暗一面，不可原谅。

武则天任用酷吏开始于镇压徐敬业叛乱和裴谋反事件后。当时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直接面对大规模的反对行为和满朝的对对者，政局动荡、矛看尖锐而复杂。当时没有任何力量能调解这种矛看，不是武则天清除反对者，就是反对者齐来踏死武则天。而当时的最市政和权操于武则天之手，她便以政权中最严酷的部分，用杀戮解决反对者。她用军人去镇压突然发动的叛乱，而用酷吏去对付一个个的反对者。于是，酷吏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政治是很奇妙的，似乎什么样的政治气候就会自然产生什么样的人才来。武则天面临的政治很凶险；反对派也面临凶险的政治。这时就产生出一批极其凶残，会以各种手段和刑罚杀人的酷吏，这些人不用组只和训练，就自会害人和杀人。

垂拱二年（686年），一个酷吏诞生了。他叫索元礼，是个“胡人”（即少数民族），他向武则天密告下面的反对者，武则天让他去抓、去办理。结果就抓个正着，而且一抓就是一批。因为当时的反对者本来人数就多，大家都拿斜眼瞪着武则天。所以索元礼抓多少武则天都相信。武则天便认为索元礼是个抓坏人的能手、办理案件的天才，就赏他个游击将军的军衔。

索元礼告密和杀人，很快得了个将军官职，由于赖平民变成了将军。于是，一个个这样的人循迹而来。尚书都事长安籍的周兴、万年籍的来俊臣，就模仿着索元礼办法干。周兴就长官迁为秋官侍郎（刑部司郎），来俊臣弄了个御史中丞的高级官。

于是，这几个著名的酷吏应运而生。酷吏们抓人用的是诬告的办法，而且一告就准，原因是他们收买一批无赖，一起投状上告，不由人不相信。而审讯用的酷刑，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残酷，不怕疑犯不招供。人抓到了，口供也有了，武则天不能不信他们。他们用的酷刑明目繁多，数不过来，有什么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凤凰晒翅、驻驹拔撅、仙人献果、yu女登梯等等。名字名雅或俗，效果都是一样，不报供就一直整下去，除非被整死，不然无人能过得去他们发明的凶刑。他们自己为组织队伍，由周兴、来俊臣、万国俊共同编写了《罗织经》，是专门研究怎样诬告、连琐诬告方法步骤的。至于如何让人招供，只要有一颗豺狼凶残之心，现场学习用酷刑逼供就可以毕业通过，成为合格的酷吏[《资治通鉴》，卷203，垂拱二年三月。]。

抓住疑犯后，把无数的刑具摆出来，或拉出个犯人现场一表演，疑犯便战抖流汗，自愿招供，免受皮肉之苦。可是，武则天经常发布赦令，敕免天下一般罪犯。这帮酷吏们一见敕令，就立即让狱卒杀死重囚，然后再宣布敕令，人已弄死了，只能让死尸听敕了。

开始一段，酷吏们诬告、杀害的人多是无名之人，历史上也没有记下被害者的姓名。到武则天称帝之后，因改朝换代，必然要清除一些死硬的反对派，这主要是李氏宗室王和朝中及地方官员。酷吏们看准时机，便把迫害的矛头对准了朝野的反对派大臣。

永昌元年（689年）七月，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从流放地绣州逃了出来，想投奔突厥，后辗转逃到洛阳，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给他钱助他出逃。但逃到定州时被抓住，当真相大白后，弓嗣业先被绞死。张嗣明、徐敬真想用陷害别人立功得到免死，使诬认了许多人，说他们都是与徐敬业一同谋反者。先是诬招了讨伐诸王叛乱的元帅、出任内史的张光辅，他便和张嗣明、徐敬真一同被处死。而洛阳令魏元忠、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等高官也一同被诬招。

武则天得到这个奏报，心中甚为疑惑：魏元跽是剿平徐敬业叛乱的功臣、郭正一和元万顷是她一手提拔的亲信。但她对谋反是敏感，已批准处他们死刑了。到临行前才突然决定保住他们，赶紧派凤洛舍人王隐客往法场传旨救人。王隐客害怕耽搁，他飞马扬鞭，一路高喊：“皇帝有旨刀下留人”声音直到刑场，张楚金等死里逃生，高兴得站起来连连高呼。唯独魏元忠跪着不起，口说：“虚实未知。”王隐客飞马赶到，让他起来，他又说：“俟宣旨已。”敕旨宣毕，徐徐站起谢恩，但脸上却无表情。这几个人皆被免死流放岭南。

彭州（四川彭县）长史刘易从也被同时诬招，在彭州被杀。因其官声甚佳，行刑时吏民们前来告别，脱衣投地曰：“为长史救冥福”投在地上的衣服可值十万钱[详见《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闰九月戊申条。]。

同年九月，周兴诬告宰相魏玄同谋反。原来，在高宗时周兴做河阳县令，高宗想提拔他，有人反对，周兴尚不知情，到朝堂上等消息。魏玄同当时是地官尚书、检校纳言、同平章事，见到周兴便说：“周明府可以去矣。（唐人呼县令为明府），周兴便以为魏玄同阻挠他，便记恨在心。此时，周兴便想搞夸魏玄同。因魏玄同与裴炎关系好，周兴便诬奏：“魏玄同与裴炎为耐久朋。”（即始终不渝的好朋友），又说：魏玄同曾说：“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李旦的官长久。当时武则天年近古稀，此话正中其心病，立时震怒，下令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知魏玄同被冤，便让他反告周兴以自直。魏玄同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于是从容而死。魏玄同出身寒门，极力支持武则天的改革，反对门阀制度，由于酷吏周兴的诬告的确有一套办法，被无辜冤死。

与此同时，夏官侍郎崔詧被诬告而死；不久右武卫大将军、出身百济的名将黑齿常之又被周兴诬告谋反，也被屈杀[《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八月到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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