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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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地下”，就是当年的防空洞改建的“洞洞舞厅”。一间又一间的地下舞池绕着皇城根，连绵到了我办公室所在的蜀都大道，鼎盛的时候下面的舞女数以万计。

这是一个外地人看不见的成都，除非有人带路，别人很难发现成都还有这样一座“地下城市”。

这里是成都的另一面，也有人说它是阴暗面。如果把成都比做一个美女，那么，如果没有这“地下成都”，这座城市就仿佛只有白天，没有夜晚，就会因为过于端庄而显得不够真实。

在这里只需要花5元钱，就可以抱一个美女“沙一曲”。“沙”在成都话里就是摩擦的意思，其情状类似80年代盛行的站桩舞、贴面舞，不过80年代的贴面舞舞曲特别长，通常半个小时一去舞曲还没结束，当时一些女人不胜其烦，曾经有位女士跳贴面的时候实在无聊，一边贴着，一边扯男人身上脱线的毛衣，舞曲完的时候男人发现自己的毛衣变成了毛背心——而“沙一曲”只要5分钟，虽然时间短，但动作更大胆、更火爆，于是本地人就把“洞洞舞厅”称之为“沙轮厂”。

每到全兴足球队比赛的时候，体育中心的呐喊声响彻云霄，我在办公室都能听见，四万人一起在吼：雄起！雄起！射门嘛，快射吧！

这呐喊声不仅在为足球，也在为地下忙碌的人们加油。

于是，有外地人把这里描述为卖淫嫖娼的地方，其实是个很大的误会。青羊区公安局和市局三处每隔几个月都来一次突击检查。

但每次检查抓获的主要是走廊上赌博的、带管制刀具的之类，卖淫嫖娼人员却极少。

的确，这里灯光幽暗，偶尔还有一股精液的味道。但这里的红男绿女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上来看，极少有卖淫嫖娼活动。

法律法规再怎么完备，也有是软弱无力的时候，显然，这里有性幻觉，有性冲动，有边缘性行为，甚至有**的模拟状态，但法律意义上可以认定的“**易”事实，在这里却很难找到依据。

本地女人也并不歧视这里的业余舞女，一些小家碧玉、职业淑女偶尔也会利用上下班的空闲时间，到地下舞厅去“沙”个把钟头，赚几十元外快，吃顿火锅，买件时装，一个在“沙轮厂”工作多年的少女，甚至有可能还是处女。

唯一不好的是，这里特别容易碰上熟人，有时候父亲在这里碰上了女儿、弟弟碰上姐姐、或者姐夫碰上小姨妹也并不奇怪，有时候装着没看见，事后谁也不提，有时回家骂上两句，但双方都不会往心里去。

一般情况下这里的舞女都不卖淫，当然，如果男舞客特别英俊、有气质，把舞女带出去的成功率也比较高，毕竟男女双方都在寻找感觉。曾有一位外地网络作家深情地描述过“洞洞舞厅”，他说，把舞女带出去的可能性有80%，可以看出来，这位作家一定相当英俊。

其实，这些业余舞女是成都男人的爱情保姆、爱情护士，她们的劳动让男人们在平常的感情生活中不至于彻底被**支配。

同时，舞女们把在“沙轮厂”的辛勤工作称之为“减肥健身”，因为其跳舞动作特别锻炼腰腹、腿臀肌肉，舞上10曲就会汗流夹背，所以，也有不少妇女同志怀着这一单纯的目的，为男人做出“爱的奉献”。

她们就这样充分展示着自己的姿色和身体动作，为男人们营造一种色情的氛围，让他们更积极地投入到真正的爱情洪流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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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在自己的屋子里也做好了一切准备：情诗、音乐、美酒、鲜花、避孕套——我也即将投身到和周家梅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洪流之中。

我很清楚地，要泡周家梅这种素质的女人，拖的时间绝不能太久，总有一天她会发现那些情诗不是我写的，也不是写给她的。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必须在这个周末把她搞掂。

星期三晚上我到学校和她散步时约定，周末到我和王建南的新居来吃饭。

星期五我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晚上读王建南的情诗，发现有一首特别适合明天献给她，写的就是我等着她来，不！应该是王建南当年等沈秋到北京去看他的心情，而且，我发现一个字都不用改了：附：《王建南写给沈秋的第二首情诗》

把地板打扫干净擦亮每一块玻璃让每一件家具洁净无比明天她要来了我的家具简陋像我的生活它们现在和我一样恭恭敬敬我担心它们在她来的那一天会不会也和我一样为她倾倒

星期六下午我提前下了班，直接从公司骑车到了她们学校，接到她以后，把她搭在了自行车后座上，沿着沙河到了我们的新居。

新居外面是破败不堪的农舍，一丛丛凄清的荒草郁郁芊芊、东倒西歪，崎岖的小路乱七八糟，像女人的长腿袜一样弯弯曲曲。尤其到了晚上，野猫叫春的声音让人毛骨耸然。看起来动物和人一样，性压抑是一个共同面临的难题，不知道植物们会不会好一点点。

我很担心这荒凉的地方会让周家梅不高兴，但实际上我错了，如此荒凉的环境更适于谈恋爱，会让两个人产生一股地老天荒、相依为命的冲动。

到了家门口，王建南已经在等着我们。

把周家梅带进屋，桌子上，正放着新鲜的水蜜桃（但愿她**和它们一样伸手可及），窗台上，白色的栀子花散发着尿臭一样浓郁的气味。

周家梅坐下来，我拿出了“新写的诗”，她读完后果然笑了。王建南在旁边拼命扛刀，说我昨晚为她写了一个通霄。

晚饭时，我们做了西红柿炒鸡蛋和酸菜鱼，加上一些凉菜、几瓶啤酒，三个人慢慢地吃到夜色渐暗。

吃过饭王建南借故要走，周家梅不依不饶，说还没给我们读诗，要是王建南走了，她也要走。我只好拼命挽留，王建南只好留了下来。于是我和周家梅在房子里找诗集，最后，我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西方爱情诗选》，王建南选了一首英国女诗人罗赛蒂的《歌》，这首诗读起来忧伤之至，无以复加：“当我死去的时候，亲爱的，别为我唱悲伤的歌——”

70年代末，一个也姓罗的台湾歌手罗大佑把它谱成弹唱曲，于是这首《歌》就成了他的成名作，他后来的情歌也是一贯的忧郁绝望，以至于我们这代人都特别喜欢这位歌手，他的情歌成为了我们抒情时代的见证之一。

周家梅念完后，我和王建南唱了一遍，他唱得特别投入，仿佛他对面坐着的不是周家梅，而是沈秋。周家梅听得泪眼盈盈，掏出了手帕，随时准备擦眼泪，她那一副凄婉动人、弱不胜娇的**姿色，让我想一想也会欲火中烧。

深夜了，王建南假装不胜酒力，到他屋里睡下。周家梅也说要回学校，我说现在月黑风高，路烂骑车很危险，周家梅只好同意，她睡我的卧室，我睡客厅。

躺在客厅两把椅子拼成的“床上”，我根本睡不着，被**折磨得头昏脑胀，当时我想，如果周家梅让我进去，我一定会发誓爱她一辈子。

估计她已睡着，我偷偷溜进卧室。周家梅合衣而卧，她也没睡着。

**在她旁边，她在半推半就中给我让了一点位置。黑暗中我抓住了她的手，她小手冰凉，冒着冷汗，甚至还在发抖。把她的手放在我嘴唇上，她没有抗拒，我得寸进尺进一步勾引，伸手把她抱住，嘴在她的脸颊周围一阵乱啃。她紧闭双唇，我的手伸进了她的T恤，抓住了她的**，手指在她细小的**上轻轻捏了起来——这是从来没被爱情呵护过的**，她的呼吸开始加剧，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或者兼而有之，我的骚扰一加剧，她的反抗也剧烈起来——周家梅穿着牛仔裤，双腿紧紧地夹着。偶尔她轻启双唇，让我尝尝甜头，但她决不让我突破最后一道防线，她修长的双腿像蟹钳一样有力地夹着我的手，直到我精疲力竭。

我只好停止进攻，开始政策攻心，把中学时暗恋沈秋的内心独白，全部献给了周家梅，我说，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当然不是真话），我说对她的爱像狗一样的忠诚、像狼一样的坚忍。当然，我重点提到了刚刚投身的广告事业，将来一定会开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增砖加瓦。

周家梅说起了她的童年，有时提到了王建南，我便故意提起了王建南的初恋情人沈秋，以及我所想像的他们刻骨铭心的爱情。

精力恢复过来后，我又开始骚扰，有几回我的手已经伸进了她的内裤，里面湿漉漉的一片，但尽管如此，她双腿依然紧紧地夹着。

如此反复了多次，每次她都让我充满希望却又很快绝望。就这样天色渐渐泛白，我终于像死猪一样地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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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当年的誓言也像死猪一样沉睡着，幸亏今天在大慈寺喝茶时，王建南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我当然有能力办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现在碰到了刘至诚公司的大单子，这正是我开创事业的大好时机。

这个时机也是重新找回爱情的机会，但我的实力还不够，我和王建南仔细分析了办公司的可行性，我们都认为，现在做生意靠单干风险太大，必须整合各种资源。

我打定主意，这家广告公司由我牵头，把刘至诚和王建南全部拉进来。只要我们把“波士顿花园”这个项目做好，在业界有了知名度，公司一定会越来越NB，不久之后，我一定要让周家梅意识到，当初她离开我是多么SB，要让她心甘情愿地跑回来求我——我把主意给王建南一说，他当场就很激动，马上表示要全力投入，不赚钱自己不拿一分钱工资。

我打算在“新跨越”把这个月干完就出来，但王建南说不必要，反正他在报社上夜班，日常工作他可以先顶着，公司前期远作只是借这个执照向媒体倒一倒广告款，事情并不多，冒然把工作辞了，原来很多业务关系一时转移不过来，风险太大。

他认为，最好等“波士顿花园”这笔生意做完了，我再辞职。王建南还说，对工作就像对待泡妞一样，最好先有了下家再把上家抛了。是的，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单身汉泡妞实际上要比一般男人更困难，一个男人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或者老婆，再去泡下一个女人相对更容易，刘至诚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毕竟女人都喜欢竞争，喜欢有挑战性的爱情。

我和王建南也是特别典型的例子，自从成为光棍之后，泡妞的难度比以前大得多。记得我和周家梅同居时，外面经常有女人向我暗送“秋天的菠菜”，99年我在藏区旅游，路上认识一个名叫李小菁的女孩，第二天就发生了平生第一次外遇，一回成都她就死心塌地想要嫁给我。

我估算了一下，在成都办一家广告公司的费用、或者顶下一家广告公司的执照，只需要万把元钱，这笔钱我正好拿得出，租办公室、卖家俱、电脑之类的要可能三万多元，可以等“波士顿花园”的广告做完了后，再慢慢添置。

我趁热打铁，就在大慈寺给刘至诚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

刘至诚在电话里特别高兴，他说早就希望我这么干了，至于具体怎么操作见面再谈。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终于商定好，刘至诚不但拿项目入股，而且先拿两万元做为启动资金，我和王建南各拿出一万元。我任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刘至诚各占40%的股份，王建南负责前期的日常工作，占20%的股份。

对以业务为生的广告公司来说，股份其实不重要，刘至诚提出，凡是他们楼盘拿过来的广告单子，他和广告公司各提一半的利润。

对此我和王建南基本上同意。

不过王建南提出，公司应该先聘一个文秘兼内勤，这样显得正规一些，而且他已经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们问是谁，他说前两年认识一个东郊的下岗女工，高中文化，人很老实也很勤快，对待遇的要求不高，月薪一千元之内都行。

我想起这个女人是谁，一定是王建南前几年在“洞洞舞厅”认识的红姐，我对红姐印像还不错，看起来温柔贤惠很有女人味，只是年纪大了一点，已经30多岁了。

于是，我问王建南：“你说的是不是在‘洞洞舞厅’认识的红姐。”

王建南只好说是。

刘至诚马上表示反对，他说办公司绝不能用这样的女人。

王建南信誓旦旦地说红姐没有卖过淫，刘至诚坚持认为，凡是在那种场所里混过的女人，到公司来一趟都会带来晦气，更不用说在公司上班了。

全怪我多嘴，不该提什么“洞洞舞厅”。其实红姐以前帮过我的忙，当年我第一次发生外遇，差点被周家梅抓住了现行，幸亏王建南和红姐出面，帮我打了掩护，我和周家梅的感情危机才算平息。

不过，既然刘至诚这么坚持，我也不好意思再反对，等以后公司规模大了，再让红姐到公司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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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成都广告业的狂欢节要来了。

每年三月的春季糖酒会，是成都大多数广告人集体狂欢的日子，自从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糖酒会”一年比一年繁荣。

这几天我在“新跨越广告”忙得焦头烂额，新公司筹办的事全是王建南一个人在跑。

企业名称是王建南取的，从我和刘至诚的名字里各取一字，名为“诚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另外，王建南已经看好了一间办公室，在大慈寺旁边的成都商会大厦911号，月租1500元，万事齐备，只等刘至诚把启动资金转过来。

三月底不仅是成都广告人最忙的日子，也是所有三陪小姐最为繁忙的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