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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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是沈秋的老公，马上拉着王建南抽身而退，避开他的视线。

站在咖啡厅门旁，只见小甜甜一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无比妩媚地看着自己的“白糖王子”，“方糖”先生肥白的大手正温柔地抚摸着她光滑浑圆的大腿。真是天生一对啊，一个是“方糖”，一个是“小甜甜”。

这一对“忘年交”正在卡座里打情骂俏，看起来十分肉麻，看得我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时刻准备着冲上去把“方糖先生”从沙发上提起来，揍扁抖散，揍成一堆提不起来、捏不拢来的白砂糖。

对这个风骚的小婊子，也要给她几击响亮的耳光，然后先奸后杀，杀了再奸又奸又杀，她居然敢“第三者”插足，破坏别人的家庭，不打白不打！

当然，打人是我的一种构思。从道理上说，沈秋的老公有了外遇，我做为她的老同学，起码有义务告诉她。

再说这“方糖先生”是上海男人，成都人虽说从不排外，外地人在成都甚至有很多方面的优势，比方说，说一口“海鲜话”（成都人对广东普通话的戏称），会让人觉得他有很好的商业信誉；说北京话的人，就让人感觉他政策水平高，有官僚主义气质。但在**这个领域就完全不一样，一些成都女人采取了某种不信任的态度，尤其在“洞洞舞厅”，舞女们一般都不愿和说“海鲜话”的人搞“淫亵”行为。

所以我对王建南说：“马上给沈秋打电话，捉奸捉双。”

“别人俩口子的事，我们何必去扇阴风、点鬼火。”王建南居然不冷不热地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样做纯属多此一举，如果沈秋本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会增加她的痛苦，如果她早就知道，我们再去说一下，她的自尊心必然很受伤害。

他的混帐逻辑是感情上的事都不要强求，爱就爱不爱就不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

王建南说得虽有几分道理，但沈秋毕竟是他老情人，这样做未免不近人情。

在走回公司的路上，我想，做为诚东文化公司的领导，我应该站在领导的高度上，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我是这样理解的，“方糖先生”有了奸情，这正是王建南和沈秋破镜重圆的机会，从各方面的条件上说，沈秋配他王建南完全合格，老大不小的人了，男人三十几，肯定稳不起。在公司里两个高层领导都还没结婚，会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难怪很快就要“破产”，如果沈秋嫁给他，对我们以后重新开创的广告事业有很多好处，可以让沈秋到公司兼一个客户部主任，全面提升一下公司形像。试想一下，带着沈秋这么粉的女职员出去应酬，饭局上敬敬酒、说几句骚话，那一个客户稳得起？

有可能王建南会嫌沈秋卖过淫。我转过头，拿出一个公司老总的严肃口气，对王建南说：“王建南，你娃不要嫌沈秋卖过淫好。来日方长，以后你在外面多日回来补偿，内心就平衡了，只要发了财，女人随便你来日方长。”

王建南未置可否，完全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我接着做他的思想工作：“你娃要学习人家藏北一些地方的风俗，女人结婚前睡过的男人越多，以后她的老公就越光荣。

“关心自已的JB就行了，你何必多管闲事。”王建南突然恼怒地说，一张清瘦的脸完全扭曲，显得瓜眉瓜眼。

“你娃居然用这种口气跟老总说话。”我狠狠地打击了他的气焰。

在我的印像中，王建南平时一直是温吞水，今天竟然用这种态度说话，让我心头鬼冒火，所以刚才恶虾虾地瞪了他一眼，很不客气地拿出了老总的气质。

从太平洋走到大慈寺商会大厦的路上，王建南灰头土脸，一言不发，居然没有一点向我悔过的意思，气氛显得相当尴尬。

到了电梯门口，他没有像平常一样屁颠屁颠地跟在我后面上电梯，一个人走进安全通道爬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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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头看了一眼王建南的背影，想到两个字：变态！

他和沈秋之间，看看那些肉麻的情诗，如果要说爱情不存在，不是变态就是装怪。成都的风尘女子爱说的俗话是：“十个眼镜九个坏，还有一个性变态”，这王建南“王眼镜”肯定就是其中最变态的那一个。至于沈秋，她当然也一样变态，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其实戴着隐形眼镜，这话的最后一句是：“隐形眼镜是雅怪！”

回到公司后，整个下午，王建南在我面前都有些尴尬，看得出来，他已经开始惴惴不安，可能因为爱面子，他好像一直在犹豫该如何向我道歉。

其实，他只要一道歉，我马上就会原谅他，朋友嘛毕竟是朋友。其实，我也不该用“老总”的棍子打击他。

我不用着急，他开口说话毕竟是早晚的事，白天一起共事，晚上住在对方家里。今天的事不可能影响朋友的感情，就像去年欧洲杯期间，我们为敏敏的事闹的那次矛盾一样。那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发生矛盾，接下来两个星期，王建南绝不主动给我打电话，最后听说敏敏去了上海，我主动打电话告诉他，我们终于合好如初。总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粉子插朋友两刀”

但这一次，我希望是王建南主动来向我悔过。

第二天上午，我很晚才去公司上班。

不出所料，王建南果然表现得很主动，我刚走出9楼的电梯间，他就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冲了过来。

这瓜娃子肯定稳不起了，生怕失去我这个朋友，可能从窗口就看见了我的车，所以急不可待冲出来要向我道歉。

不太对！他走近了我才发现，王建南脸红筋胀、气急败坏，好像不是来和我言归于好的，而是想火上浇油。

“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一声？！”还没走到我面前，他就粗声粗气地说。

“啥子大不了的事？”

一看他的脸色，我马上想起，按我和刘至诚事先安排，公司那台崭新的苹果机昨晚已搬走，我已经明白他生气的原因。于是我说：“先平静下来，我慢慢告诉你，这件事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把和刘至诚商量，让公司破产赖帐的事说了一下，话还没说完，王建南一把揪住了我的衬衫领子，把我扭到墙边，愤怒得好像要把整个商会大楼吞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很严厉地说：“你娃现实一点，10万块钱，你马上就可以买房子了，快把爪爪放开！”

王建南嘶着嗓子吼道：“日你妈10万块就把信誉卖了！马上叫刘至诚把30万划回来。”

我只好说，事情还可以重新商量，他这才放下我的衣领。

我开始苦口婆心地劝他，现在生意这么难做，上次那个雕塑艺术展大家累死累活，看起来闹热，实际上才挣两三万，有了这10万我们合在一起，重新办一家更大的广告公司。

王建南说：“当初签‘刊后付款’是我出的面，我输不起这个脸，我限你一周之内把报社的欠款结了，否则绝不认你这个朋友。”

我对他这番话相当失望，现在大家都在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他娃还用八十年代的方脑壳来考虑问题，这样下去根本发不了财。

我没这番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伤他自尊心。另外，主要因为我想到了周家梅，如果失去王建南这个朋友，我以后很难面对她。

我只好用缓兵之计，说：“刘至诚出差了，他周末一回来，我就和他重新商量。”

王建南的情绪这才稍稍平息，但脸上的怒气一整天都没有消失。

下班的时候，我主动和他打招呼，打算请他一起吃晚饭。

他头也不抬，说要加班写一下绵阳那个case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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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王建南的怒气虽然平息，还是不主动和我说话。

好几次，我从老板椅上站起来，在他办公桌前走上几步，他低着头写写划划，正忙着绵阳那个CASE，假装没看见。

快到中午了，王建南还是对我不理不睬。看来那笔欠款的事不解决，他娃真要和我绝交。

我看着王建南瘦削的背影，对他产生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厌烦情绪。

要不是为了周家梅，我根本不想理会这种瓜娃子。我估计，唯一的希望是王建南这几天能够觉悟——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坐回老板椅，拿起电话。

“哪一个给官卫红打传呼。”一个男人大声武气地问：“打错了！这是诚东文化公司。”

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起来。

“前天下午哪个找官卫红嘛，就是这个号码！”还是刚才那男人说。

操TM我胡总正在思考经济大事，这莫然其妙的瓜娃子又来骚扰，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正要骂他两句，突然想起，前天下午我确实打过一个传呼找红姐，要落实一下周家梅当年的口红事件。

这官卫红可能就是红姐，我跟着王建南一起叫她红姐，却从没问过她的全名。我确认了一下她的号吗，然后说的确打过，有工作上的事要找一下她。

这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说：“这瓜婆娘不晓得死到哪个旮旮头去了，传呼丢在屋头，娃娃的饭又不煮，昨天一整晚上到今天中午，还没看到这逼婆娘的影影儿！”

我对他说，你老婆回来跟她说一声，就说广告公司的胡总找她。

到了下午，红姐老公又来电话，问我究竟找她有什么事，说老婆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在电话里面的声音特别着急，话也说不伸展，好像认为这件事跟我有很大干系。

我说：“官卫红上个月我们公司来应聘，放了一份材料。”

我刚放下电话，王建南就主动跑过来搭话了。

“向东，你刚才和谁在说官卫红？”王建南问。

王建南终于主动开口和我说话了，让我松了一口气。

一句话而泯恩仇，王建南的脸上也轻松了不少。

我说前天打红姐传呼，她一直没回，现在她老公也在找她了。

王建南说，这不是红姐的习惯做派，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马上回拨了过去。

自报家门过后，王建南拿着电话听那男人说了好一阵，突然焦眉烂眼地说：“你马上，立刻！到大慈寺茶馆来，把这两天的事仔细跟我讲清楚。”

我有点佩服王建南了，一个“绞家”（成都方言，对奸夫的中性称谓）居然敢命令人家的老公，这世界简直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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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烈要求陪王建南一起去大慈寺，会一会红姐的老公。

朋友之间刚刚言归于好，当然让我觉得珍惜，再说，王建南毕竟给别人戴了绿帽，我担心万一红姐的老公闹出什么事来。

和王建南在大慈寺茶馆坐了20分钟，一个五官还算端正，但气质相当委琐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他就是红姐的老公，坐下后，他把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事大致说了一遍，说得来东拉西扯，完全没说到点子上，让人听不出红姐有一点点离家出走的理由。

王建南问他最近打牌手气好不好？

他吞吞吐吐不敢回答。

别人一看他的样子就会觉得，他最近手气肯定霉到家了。

王建南脸上的眉毛全部锁紧，我也觉得事情可能不妙，马上问他：“去‘砂轮厂’找过没有？”

他说红姐现在年纪大了，很少去“洞洞舞厅”。然后补充说，他老婆虽说在“砂轮厂”上班，但从不卖淫，从不随便在外面过夜，他还说这一点王建南可以作证，她肯定不会跟别的男人跑——

王建南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告诉他：“现在马上去找！一家一家舞厅挨到找！”

这男人刚把屁股抬起来，马上又坐下，扭捏了半天才说：“王哥，这回你看是不是再表示几个嘛。”

王建南从裤包里摸出几张钞票，这男人把钱一揣，屁颠屁颠地走了。

我现在终于搞懂，王建南为什么可以把红姐的老公码干吃尽。

王建南看他背影消失过后，对我说：“可能要报案才行。”

“开啥子玩笑，清平世界，国际化大都会，还会有人把她吃了？”我安慰他说，“再说一个女人出走两天很正常，当年周家梅夜奔成都，也是过了几天才给家里打的电话。”

已近黄昏，太阳越来越歪，大慈寺里的茶客越来越少。

红姐的老公还没回来，电话也不打一个，我和王建南越等越冒火。

这时，上回那个算命先生又在我们桌子前晃来晃去，看起来他今天的生意更惨，一副穷凶极恶，饿慌了的样子。

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说：“哥老倌，你的面相好得很哦，鼻大嘴大，相貌不是一般化。”

“快爬远点，你这些老一套。”我说。

想我胡总今年财运滚滚，即将发一笔10万元的大财，你娃居然也没有看出来。

“看不准不要钱！哥老倌，你左眉高右眉低，家有贤妻，外面还有暗妻。”算命人又讲了一堆套话。

我正要骂他胡说八道，算命人接着说：“你屋头的那位贤妻呢，最近有点问题，她肯定不在屋头，你们闹了矛盾，我看矛盾还深沉得很呢，我给你们俩个算一算。”

这几句话还比较受用，我“屋头的”当然就是周家梅，就算现在不是将来一定是，虽然现在我和她矛盾确实深沉，不过很快就可以摆平。

我瞟了一眼王建南，对算命人说：“你看看他的面相如何。”

算命人仔仔细细端详了王建南半天，最后说：“两位哥老倌，今天我要是算准了咋个说，照顾一盘生意，给几个烟钱好不好！”

“你算准了再说。”我说。

王建南心不在焉地看了我们一眼。

算命人故作高深，盯着王建南沉默了很久，终于慎重地说：“这位眼哥的面相长得稀罕，我这辈子没遇到几个，别的我不好说，有一点我可以批死，你下面有一颗痣！”

“下面是哪个地方？”我问。

算命人说当然就是命根嘛，还说如果我们不信可以马上找地方验证。

真是稀罕事，这也看得出来。我隐隐约约记得，上次我们在花水湾更衣室我好像见过。

我还想再确认一下，对算命人说：“你不要走，我们找地方看看，如果你说对了给你一百元。”

王建南坐着不动，他抬起头对算命人说：“不用验证，你娃这是狗咬虱子碰端了，不过你还是没有算准，不是一颗痣、是三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