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小一把甩开：“有病啊，道歉就因为说了实话？那我天天都得道歉了。”
“但没经过咱们允许就是犯法，宪法里……哦不，人权法里应该有相关条例。”王蒙奇看上去很激动，浓密英朗的眉毛拧成一团，“这些记者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缺乏职业操守！”
左小小却平静地说了句：“算了。”
“为什么？”
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天空就好像左小小的心脏，破开了一个大口子。
“我不想跟那种人计较。”
或许是感应到左小小内心微弱的声音，王蒙奇默默地站在原地。
“你经历过那样的中午吗？”左小小忽然提到一个古怪的话题，“学校灰色的土墙下，排了一溜拿着饭盒流着鼻涕的山里娃，他们在等着分发午饭。每个人每个月上交十五斤大米，由管饭的阿姨煮好，中午的时候往饭盒里舀上一大勺，这样能保证米饭是热腾腾的。菜就不管了，你爱带咸萝卜干也罢，腊肉也罢，几根蔫蔫的菜叶子也罢，丰俭由人呗。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人告诉我这样叫做‘可怜’，直到那几个拍照片的人来了。”他习惯性地歪了一下嘴，“他们拍下我们排队等饭的画面，用圆圆的镜头对准我那张忘记擦干净的脸，还有被田坎小路弄脏的裤脚。我想我表现得实在是太完美了，后来就成了一个广告，请城里人为山里娃捐饭钱。村长好像很喜欢那个广告，因为上面也有他的侄子黄弟仔。但我和黄弟仔不喜欢那个被调得阴森森的冷调画面，不喜欢上面无神而麻木的幼小躯体，不喜欢流着鼻涕的我们自己。好难看、好奇怪哩，黄弟仔告诉我。然后，我们的饭盒从来没有改善过。”
“自那时候起我就特烦拍照。不过乡下嘛，也没什么机会，这就形成了习惯。下一次拍的时候，已经是去年年底了。那时候，我跟着老爸来深圳已有三年，一直住在这条村里。想起刚来时才没办法习惯呢，虽说叫‘村子’，可除了一栋一栋挨得可以亲嘴的出租屋，哪有农田万亩，哪有青黄翠绿？听人说这里要拆，我也一度思考过，拆了我和老爸该怎么办呢？其实这原本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我也不想去考虑，但偏偏那个拍照的家伙把我跟这个问题扯上了关系。要早知道他会在那一瞬间按下快门，我一定会走慢点，或者跑快点，这样就能逃过他的镜头。但事实却是我纵身一跳，从此我的身影就定格在那本《深圳城中村变迁录》的画册里了。那一页用疑问句写道：当爆炸声响起，无数并不具备社会竞争力的底层青少年，该何去何从呢？城市要把他们驱赶到哪一个郊区？主流要把他们放逐向哪一个边疆？”末了，左小小啐一口，“呸，真有文采，跟写诗似的。”
王蒙奇安静地聆听着，没有打岔，心里有些难过。他其实理解，无论什么样的弱势群体都从来不愿意被打上标签，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境况，也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在接受任何资助，更不希望因此获得他人的同情或者鄙夷，这在未成年心中更是明显。然而社会常常有意无意的要求受助者要活得像个穷人，应当清苦，应当低调，应当听从安排，不能有与穷人不符的爱好和生活方式，总之越悲惨凄凉越正常，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不幸的开端。
两人缄默着相视了不知多久，王蒙奇轻声问：“你喜欢童话吗？”
“什么？”
“把盒饭和网吧都扔到十万八千里去，我来帮你彻底改变命运，上演一出丑小鸭的逆袭，愿意吗？”
“你发烧了吧，那种事情怎么会发生。”
“会发生的，通过读书。”王蒙奇在最后两个字上加了重音。
这回轮到左小小不语了。
脑子里飞快盘旋着退学时班主任说的话，还是退了吧，学一门手艺可能更加适合你。爸爸也附和道，老师都这么说了，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跟老子回去。
他苦笑：“谁看童话呀，又不是小孩子。”
可王蒙奇会轻易放弃吗，他说：“我明白你对学校和念书的看法，这不是你的问题。通常来讲，低端学校的教育手段也很低劣，他们就连自己都活得不明不白又怎么指引别人呢？我可以帮你申请我们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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