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天一大堆人跟着喊林少爷,都对我极好的……”父亲总是这麽回忆,然后轻轻地叹一口气,望着梳妆镜前奶奶的嫁妆发呆。
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许多地主挨批|斗,甚至有一些地主被枪毙。但我爷爷是个好人,乐善好施,修桥铺路,人们都摸着一颗良心,没有去惹爷爷。
土地改革以后,爷爷的耕地几乎被削割没了,但依旧留下来了一小片自留地。那一片自留地是最肥沃的,风水也好。我们家人都不会种地,有的贫农想多做些活补贴家用,还回来找我爷爷,帮他做短工。
虽然家境不如以前,但依旧很安逸。没成想,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就在这麽短的几十年里,爷爷就从“老爷”变成了“地富反坏右”。
再说我的父母,他们都读过书,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曾经留洋学医,回来当了一名妇科大夫。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家产,自然就使我们家落入了文|革的漩涡。
下面就该正式讲述我的故事了。
我记事儿比较晚,而且忘性大,六岁的记忆就已经很早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五月,春末夏初,在一个昏沉的夜晚,我和父母吃过了晚饭,一直枯坐着,爷爷奶奶去东边房间里休息了,偶尔传来一声爷爷的干咳,房间里一片朦胧的深蓝色。
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没有去开电灯,而是划亮火柴去点那盏收藏的油灯。火光忽闪忽闪的,母亲点了好几次都没点着。她一口气吹灭火星,幽幽地说:“最近老是觉着哪里不舒坦,没准儿有甚麽事儿。”那语气,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抱怨甚麽。我一瞬间觉得气氛诡谲无比。
当时爷爷奶奶都得着大病,他们的身体状况都很不乐观,置办的产业又很难立足,我们家的情况虽然还算富足,但比起以前,真的是人间天上。
“咱妈那个病,按照那位老中医说的,冲点观音土试试?”父亲低沉的嗓音响起,“我看那病悬得很,明明查不出甚麽,妈却难受得死去活来的。”
“别。那个没用。”
“万一有点儿用哩?”
“你死了那条心罢!”母亲的声音里透着一点威严,“不会有用的。”
“那要不明天我去老庙前面找个黑瞎子给算算,看能不能挺过今年?”
母亲猛拍一下桌子,却尽力地压制着声音:“那管个屁用,我学医的我不知道?她老太太了有个毛病不很正常的……我跟你说——”
父亲制止住了母亲,说:“我知道了,你别让他们听见。”
母亲便不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电灯才被打开,房间里大放光明。我正眯缝着眼睛适应亮光,就觉得脑门子被拍了一下。“小孩子瞎听甚麽?我还以为你出去野了呢……”母亲叉着腰,装作威严地说,“起来,别在炕上坐着,我缝缝被子。”
我突然心情大好,心说刚才是因为气氛太压抑,我才不敢挪窝的。我从炕上窜下来,几步就跑到屋外头去了。
此时外头已经半黑了,我在家门口的青砖路上撒着欢儿,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
没人应我。
我又大声喊:“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咱俩去买那焦栗子,你吃皮儿,我吃瓤儿,哥们儿哥们儿够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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