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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用道歉，这不是什么秘密。道格拉斯把它还给我，我不知道你认识他，所以我以为你不感兴趣。在珍珠港遇袭时，我在大学读二年级，那时我非常讨厌家里的环境他们只关心怎么在这场战争里赚钱。于是我休学去参军了，我起初是在航空母舰上做后勤，在那儿我认识了比尔格雷格。

我点点头。他就是迪梅克格雷格所说的那位死在二战中的士兵，那个最正当的发疯理由。

道格拉斯继续说了下去：后来去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作战，他发现了好几次日本人的埋伏真是不可思议，第一次我们的长官差点因为他违纪而枪毙了他。然后有天晚上，他跟我说，他快要发疯了，他眼里都是血，他家里每个人都会发疯。然后如果你和维布是朋友，你会明白和比尔做朋友的感觉，我知道他能洞察人心、洞察一切，但我选择去相信他。于是他向我说出了他们家族的故事。是的，我相信他，但我无法拯救他，第二天我们和日本人作战时，他突然丢下了枪。

他救过我几次，但我根本没有想过去帮助他。我只觉得，我们睡在潮湿的帐篷里、随时可能遇袭，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准备好去死，那样的环境当然会让每个人都感到快要发疯。我没有严肃地对他的问题，我本来可以救他，送他去做个精神检查但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想要安慰道格拉斯，但我发觉他脸上一片平静。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是个智者，自己懂得开导自己。我现在已经不会觉得愧疚了，我放下了这些。我回到美国后，读完了大学。在我父亲死去之后，我得到了我的那笔遗产，我把它全给了格雷格家人。然后我离开纽约，来到了洛杉矶。我知道那笔钱不可能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我选择不去想它。直到一九七零年，阿尔伯特莱特来向我求助，我才知道我实在低估了格雷格们的厄运。

噢，我听说过他。

他的妹妹，丽塔莱特是我的妻子。道格拉斯握着那串手链，缓缓地摩挲着。格雷格家人接受了巴比伦计划的实验，他的儿子，小阿尔伯特逐渐意识到那个计划糟透了，它毁了每一个格雷格家人，它还可能毁了更多人。由于资金不足，巴比伦计划被停止了，但小阿尔伯特知道它迟早会被重启，于是他销毁掉所有封存的资料。他被指控叛国，他还解决掉了一个来暗杀他的特工。最后我托一个朋友，把他装在货船上，送去了阿根廷。

他还活着？我一直以为他已经去世了，如果他活到现在，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天，那些都是非常遥远的年代了。

也许吧。我从来没和他联系过，我并没有打算邀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过感恩节。

都过去了，我好像错过了很多。温妮会给我讲许多六十年代的故事，但这才像个传奇。

道格拉斯低头摇晃着他的热巧克力，在壁炉边，它依旧散发出一种幽微的甜味，像是窗外从树叶上随风滑落的雨水。六十年代，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看到的时代和她所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对我来说，只是些吵吵闹闹的却又留不下什么印象的日子，我只记得莎朗蒂被害。我见过她好几次，真可惜。但那时比起惋惜，我更多地担心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那时扎克和莉薇只有四五岁啊，好了，我继续不该破坏你对你外祖母黄金年代的好印象了。

尽管如此，道格拉斯还是和我说了很多。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们，他早慧天才的长子雷蒙德，在六八年到旧金山参加秋季计算机联合会议，他反复叮嘱雷蒙德不要相信任何传教者所说的爱。他还讲到年轻时，大萧条时代之后他经常在电影院里过夜，还有战前的纽约。

他很少向我提起往事，因为他说自己不想做个无聊的爱唠叨的老年人。但我喜欢听他讲过去的年代，最终引起了我一阵无名的惆怅。那些话好像不是对我说的，他只是借助我，重新梳理一遍他的人生，准备好与自己道别。

道格拉斯在感恩节第二天的深夜里去世，在安宁的睡梦里。整座大宅都陷入了一种无声无息的悲伤中，没有人恸哭哀嚎，我们沉默地坐在大厅里，偶尔抬头看一眼彼此，又一言不发。

有两百多人参加他的葬礼。我见到了小阿尔伯特莱特，他衰老的脸被大衣衣领遮去了一半，但我知道那是他。他因为我的注视而错愕了片刻，但我别人口中见证了他一生的传奇，却无意去向他搭讪。对于我而言，那个故事已经伴随道格拉斯的去世而落幕。

维布也参加了道格拉斯的葬礼，有些人认出了他，但乔舒亚扶过他，让他为道格拉斯献上花。

葬礼之后，维布找到了我。洛杉矶湿冷的天气让他的行动更为困难。抱歉，这里真是太让我难受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刚下过雨、潮湿冰冷的空气让他的那条腿疼得要命，还是指那些人。我不敢想象走过那两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