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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茬口儿，我和园子的谈话反倒更随便了。她说了学校的事，说了读过的小说，还说了她哥哥的情况。我呢，一开始就泛泛而论。这是勾引术的第一步。我们二人亲切交谈没有理会两个妹妹，她们又跑到了原来的座位上。于是，母亲再次为难地笑着，把两个不起什么作用的耳目领到了我们的身边。

当晚一行人来到草野部队附近的M市的旅馆时，已经临近睡觉时间。大庭先生和我被安排在一个房间。

房间里只有我们俩。这一来，这位银行家披露了他的反战思想。到了昭和20年的春天，人们凑在一起就谈反战，我可早就听腻了。他压低了声音喋喋不休，说什么他们银行的信贷客户某家大型的陶瓷公司，在挽回战争损失的名义下，瞄准了和平的一天计划大规模生产家用陶瓮用具啦，什么似乎已经向苏联提出了和平请求啦，真让人受不了。我很想静下来考虑些自己的事情。只见他那摘去眼镜显得格外肿胀的额头消失在关灯后扩散的阴影中，两三声天真的叹息缓缓传遍被子的每个角落后很快呼呼睡去，我在感觉出枕头上的新毛巾扎戳着我发烫的脸的同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一人独呆时，总能感到阴暗的焦躁威逼而来。这之外，现在又添加了一层今晨见到园子时动摇我存在根基的悲哀，那情景再次清晰地返回我的心中。它彻底揭穿了我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的虚伪。这样说是因为，断定是虚伪毕竟比“那大概全是伪装吧”这左思右想的艰难臆测少些艰难。所以，不知不觉之间，突出暴露自己的虚伪成了我的简单易行方法。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我那对于人的根本条件的、以及人心的实在组织的、执拗的不安，也只是把我的反省引向没有结果的兜圈子。若是其他青年会怎么想？若是正常的人会怎么想？这种强迫观念叱责我，立即把我认为确实已经到手的一点点幸福也彻底粉碎了。

那种“表演”成了我组织的一部分。它已经不是什么表演了。把自己装扮成正常人的意识，侵蚀我内心原有的正常，我变得不得不事事提醒自己：这可是伪装出的正常哟。反过来讲，我正在变成一个只相信冒牌货的人。这一来，我那压根儿就喜爱把心理上对园子的接近当成赝品的感情，实际上很可能是“但愿它是真实之爱”的欲求，以一副假面孔表现出的形式。这样，我或许正变成一个连自己也否定不了自己的人。

——想着想着，终于进入了迷迷糊糊的状态。突然，传来了不吉利的、然而却可以从某一点迷惑夜间大气层的鸣鸣声。

“是警报吧？”

银行家的敏捷反应把我吓了一抖。

“噢。”

我的回答含含糊糊。警报声久久地弱弱地响呀响。

会面的时间早，大家6点就起床了。

“昨天晚上，警报响了是不是？”

“没呀。”

大家在盥洗室互问早安的时候，园子满脸认真予以否定。回到住室后，那马上成了被两个妹妹笑话的好材料。

“没听见的只有姐姐一个。哇，真好笑。”

小妹像个跟屁虫随着二姐说。

“我醒了，听见姐姐打好大好大的呼噜。”

“是的，我也听见了。呼噜好厉害，响得连警报都听不清了。”

“这可是你们说的。拿出证据来！”——因为当着我，所以园子的脸憋得通红通红。

“造这么大的谣。以后有你倒的霉。”

我只有一个妹妹，所以从小就向往姊妹多热热闹闹的家庭。这半开玩笑的乱哄哄的姐妹吵架，在我的眼中，是一幅人间幸福的最鲜艳最实在的映像。它又一次唤醒了我的痛苦。

早饭时的话题，全是关于昨晚的、3月份以来的首次警报。大家都想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那只是警戒警报，空袭警报并没有响，因此问题不大。我无所谓，怎么都成。心想，如果我不在期间，家被烧光，父母兄弟全被烧死，利利索索的倒也挺不错。我不认为这空想有多么残酷薄情。凡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态每天都会轻易地发生，我们的空想力因此而枯竭了。例如一家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