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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末，天气寒冷，卡尔光着上身站在寒风里，脸颊也冻得发红，我的心一阵抽痛。

“我没事，艾拉。我们会很快找到医生的。”

很快集合的口令就从高音喇叭里传来，阿列克谢搀着我回到了我们的营房。很不幸，我是这个营房在此次空袭中唯一的受害者。他让我在他的床上躺下，因为我再也爬不上我的床了。

之后我的身体像一个破旧的布偶到处都是问题，伤口可能发炎了，又有脓水，我开始发烧，脱水，吃不下饭，甚至能感到自己的双颊开始凹陷，皮肤贴骨骼越来越近，我的生命在流逝。也许我真的撑不到苏联红军来解放这里的那天了，在那之前他们就会把我扔进焚尸炉。

医务室的人手一直不够，阿列克谢联系了很多人，等他终于找到一位愿意给我做手术的犹太医生时，已经接近一月中旬了，将近两周病痛的折磨让我几乎下不了床，一切行动都要靠阿列克谢的搀扶。

他带着我来到了医务室。里面还有不少得了痢疾的病人，正躺在床上□□。犹太医生是个中年人，看上去很和蔼。但是黑眼圈很重，眼底泛着红色，看来这两周他也没有休息好。

他让我躺到病床上，拆开我腿上的衬衣，检查我的伤口。虽然有更换包扎用的衬衣，但是伤口还是溃烂得惨不忍睹，皮肉几乎和衣服黏在一起，当他揭开最后一层包裹物的时候，我倒吸了口冷气，空气里消毒液的味道却让我感到安心。

“情况很不好，需要立刻手术。”医生对我说，“麻醉药已经没有了，你能忍得住吗？”

我点点头，又问他：“我……还能走路吗？”

“别担心，是个小手术。只是你感染太严重了，还有冻疮，恢复起来比较麻烦。”

“我还可以走路是吗？”我又问了一遍。

“是的，你还年轻……”医生安慰我，“我们准备手术吧。”

整个过程我都没有麻药，只能死死咬住自己的衣服，想象那条腿不是自己的，刀割一样的疼痛也不是自己的，我的头上冒出了冷汗。我忘了大概过了多久手术才结束，阿列克谢说，我中途昏厥了一次。

等我醒来，我躺在床上。我的腿上缠着绷带，疼痛似乎有所缓解，但右腿还是不受控制。我旁边的病床躺着一个得了痢疾的老人，他侧卧着，一直看着我。

“可怜的小伙子。”他说。

我的嘴唇有点干，嗓子也有些哑，一时没有回应他。

“你那么年轻，就要死在这里了。”他用干瘪的声音说，浑浊的眼睛充满怜悯，“多么好看的小伙子，真是可惜……”

“您说什么……？”

“苏联红军再有几天就要攻到这里来了，明天纳粹会进行最后一次筛选，能转移的全部转移，病弱的就留在这里送进最后一炉，或者毒气室。”

“别哭……能活到今天你已经非常幸运了。愿上帝保佑你。”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滴，落在枕头上。我坚持了那么久，最终还是没能来得及，没能逃离这个地方，没能和卡尔一起回到伦敦，没能将舒尔茨的乐谱交给法伊特，没能……得到雷奥最后的消息。我从没有如此绝望过，我失去了那么多，却什么回报都没有得到。我问的许多问题最终没有答复。

我就要死了，死在奥斯维辛。

第二天，医务室的病人首先被筛选。依旧是门格勒医生，戴着他的单片眼镜坐在办公桌后面。每个人依次脱下衣服从他面前走过。

我刚要解开扣子，他制止了我，对我摆摆手。因为我的脚一瘸一拐。

“A-9516。”他念了我的编号。他记下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