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掌百万雄兵在外,官家病重,不能理国政,故哀家欲以文公进京……”
“太后,西北方平,不能称之为安定,且王子安已做避嫌之举。”蔡确隔着帘子说道。
对高滔滔这番话,蔡确很不满意的。
首先王巨不是武将,什么大将的,不能这么定性,宋朝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制度,不杀士大夫,但可以杀武将的!
其次也不能称为百万雄兵。
这次出动的兵力确实很不少,如果包括河东,总兵力达到了七十多万,逼近七十五万。王巨也上书解释了原因,西夏一旦平定后,前线重心转到了河北河东,但这两处承平时久,军民皆不习战,那则忧矣。
因此在没有太多危险性的情况下,又正好秋收结束,于是许多河东百姓也随着后勤,一起深入到辽境。
但实际朝廷这次大会战,调动的禁兵、蕃落军、边军、保捷军,也不过三十几万,严格说,这些才是真正的编置内军队。余下义勇、壮丁、强人壮马、弓箭手能算是军队吗,那么保丁也要算军队了,这样算起来宋朝得有多少军队?或者在国境内押运粮草的老百姓也要算成军队了,这样算,那确实是“百万雄兵”。
而且王巨也做出许多避嫌之举。
辽国国书送来了,赵顼还没有病重,大祭可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这样临时性的国祭,得挑日期,得做很多准备,还有封赏。
也就是就着大祭连同赏赐一道下去,会节约很多钱的……没办法,现在国库真有些儿紧张了,况且前方还象一个无底洞一般,要填很多钱帛下去。当然,难就难在今年与明年,到了后年边防建设完善,移民安置妥当,宋朝迎来光明的日子了。
先是王巨,他后面已经缀了许多顶级职官了,那继续再缀吧,反正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的职官有很多,真不行,多缀几个节度使就是了。
其次是章熊二人,不但封授了一些顶级职官,还与刘昌祚、苗授封赏了国公。不过刘苗二人封赏国公是有前提的,两人老了,这次又经历了许多长途跋涉,比如苗授从熙州带兵打到柔狼山,又跋涉到了北河套,刘昌祚从灵夏打到了河东,于是两人陆续病重。
西北苦寒,战事结束后,朝廷陆续下诏,让两人回来养病,但情况很不好了,这才赐为国公。
不但他们两人,包括李宪、林广、姚兕、张守约、王广郁等将皆抱病在身,只是吊着一口气在战斗着,这一战打完了,未来很久宋朝也不会发生大战役了,他们本人同样功成名就,于是一一病倒,只好调回京师养病。
实际上有的人在史上早就病逝了,只不过王巨自从王韶死后,对边境诸将一直很重视,刻意聘请了一些有名气的大夫,呆在这些重将身边,保养他们的身体,这才延续了他们的生命。
功成名就,一口气松下去,一些老将也迅速不行了,实际上王巨还没有离开宋朝,陆续地就有一些老将病逝。
余下姚雄种谊等七十二将,赐候。
这七十二将除了二十几员老将外,余下的将是宋朝未来边防的中流砥柱。
随后赵顼病重,王巨得到消息,立即上书,一是将陕西一划为二,原来有很多编置现在不适合了,比如府麟路,原来孤悬在上面,只有从河东路调拨供给,所以划在了河东路。
但现在位于河套南路与鄜延路之间,再将它划为河东路,显然不合理。
然而这样一来,陕西路未免太过庞大。因此王巨建议将陕西路一切为二,陕西南路包括原来的永兴军路、泾原路、秦凤路、熙河路、湟州路与河西两路,陕西北路则包括环庆路、鄜延路、府麟路、河套两路、灵夏两路,分别置经略安抚使,提举使,制置使,转运使,分控整个陕西十四路的军政财大权。
这也是未来需要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对王巨一个无形的权利掣肘。
第二个举措则是轮戍禁兵,将现在陕西路的大半禁兵轮戍回京,其中一半又调往河北路。毕竟河北路无险可倚,军民又不习战,万一让辽国看到这个漏洞,恐生叵测之心。
但这么多久经沙场的禁兵调到河北路,辽国人也就老实了。即便不老实,宋军也能做到给他们迎头痛击。
这么多禁兵调回去了,必然从其他地方调拨禁兵过来充实。
后者未得到什么好处,王巨对他们又不熟悉,军事上需要这次轮戍,实际也是对王巨一次无形的掣肘。
王巨也没办法,安定安定,安不行的,得定下来。
即便自己五月离开西北,西北只能说勉强做到粗定,还不能说真正的定。
自己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高滔滔的猜忌没有道理,而且皇上还未死呢。
“蔡公,当年王莽安禄山皆以忠善著称。”
莫须有!
反正我不放心。
确实高滔滔是不放心了。
无论手中掌握的兵力,或者在宋朝的威望,王巨如日中天,无一人能及。
蔡确无辄了,别看他是当朝首相,如果高滔滔认死理了,蔡确最后必拜下风,他只好说道:“太后,文公已老。”
“哀家欲以文公为门下侍郎加太师、平章军国重事。”
太师的什么,蔡确不是太在意。
关健是这个平章军国重事,它出自唐朝,位在宰相之上,不常设,以位处高德老臣,以示宠幸,非朝日不用来政事堂处理政务。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就罢了。
这又要说到制度问题,其实三省制度出来后,中国政治制度基本完善了。
尚书执行,门下审议,中书决策,再加上言臣监督,后来各国变来变去,无外乎还是这四个基本核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
比如宋朝的差官制度,宰相久掌朝堂,对国不利,因此宰相做了几年后得让他下去,然而这个宰相不甘心呢?现在有了差官制,便很好解决了,比如赵顼让韩琦下去,于是制特授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扬州大都督长史、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判相州军州事、同群牧兼管内劝农使,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宗正协恭赞治亮节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又赐第一区于京师,擢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
其实真正的官职就是判相州。
但是这些守徒、检校太师、侍中、扬州大都督长史、准南节度使、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使,都是拿工资的最顶级职官,一是会使很多工资,二有了足够的荣誉,好了,朝廷没有委屈韩琦了。
再说这个监督,到了后世,也不过如此,只不过监督的手段变多了,纪检部门的盘查,是一种监督,律法判决也是一种监督,舆论也是一种监督,民主国家选票制度也是一种监督,选你上台了,你得做好,做不好,俺们下次就不选你了。
然而也不要以为它们就真的进步了,
律法判决,弄不好就成了打压政敌的工具。
至于这个选票与舆论,那就……呵呵……呵呵了。
就象王巨在彼岸实行的制度,上层不采纳选举制,这玩意儿弄不好就是一个个笑话,试问们能有多少政治嗅觉?于是谁的金主多,谁能控制更多的媒介舆论,谁能吹,谁就上位。
但下层则可以避免这一现象,都是乡里乡亲的,什么能力,什么品性,不用舆论操控,大家都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台一些律法保障,比如某人拳头大,家人十八个兄弟,谁不选俺俺们就揍谁,好了,马上黠字流配三年,那么就能保障其公平性与不受操控性。
再从庞大的基层中,选出脱颖而出的官员担任中层官员,在这之后,则是精英换届制度了,至少不会受资本干涉,同时上来的顶级官员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至少不会出现宋徽宗、宋高宗与宋理宗那样的主。
然而这样的制度就完善了吗,还有许多不圆满的地方。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王巨再三所说的,权利的分配。
现在制度基本上就是决策、审议、执行与监督四种,但一开始时三省制度是尚书最贵,到了唐朝变成了中书,决策最贵,后来又变成了门下,审议最贵。
也就是文彦博这个官职,如果不放权,它也没有多少实权,权当是一个高级顾问。如果放权,那么就是实打实的位于宰相之上!
蔡确忧虑的离开皇宫,迅速写了一封信通知王巨。
王巨也迅速回了一封信,说这是必然。但也没有蔡确想的那么悲观,因为有一点,那便是韩缜。
朝廷也同意了将陕西路一切为二,陕西南路无疑更富裕,不仅有河中府长安等后方富裕的大州府,秦凤路熙河路等地区同样水草丰美,就是河西两路也比北方荒凉的沙漠戈壁地带强。
但论重要性,无疑还是陕西北路,朝廷置了熙河路、湟州路、河西两路、灵夏两路、河套两路、府麟路九个缘边路,但真正的备战区却是在灵夏两路、河套两路与府麟路,五个备战区全部在陕西北路,同样,大多数精兵猛将也在陕西北路,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包括阴山的那道长城,更是在陕西北路。
朝廷经过高滔滔同意,以韩缜判延州兼陕西北路兼缘边五路安抚经略使。
这是高滔滔对韩家的看重,一韩二吕,韩家在宋朝官宦世家中名望最高,虽然韩缜与王巨关系不错,但王巨休想能控制韩缜。一是掣肘王巨,二是拉拢韩家。
孤儿寡母的,有所担心是很正常的。
但文彦博进入朝堂后,朝堂局势必然会逐渐恶化,不过没有了司马光,恶化的速度不会那么快,如没有意外,能拖到明年年底,因此王巨给蔡确两条提议。
第一条没有必要招惹高滔滔反感,第二条请坚持到明年年年,因为北方边防建设的大约得要延续到明年秋后,才能完善。如果蔡确离开相位,后果那就糟了。
然而很多事情非是王巨能算得到的,二月到了,吕公著病重去世,他的任命,导致一些旧党大臣重新抬头,不过其本人也算是合格,任劳任怨,不过吕公著一死,蔡确拉拢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高滔滔便强迫中书下诏,将文彦博改为右仆射兼太师加平章军国重事。
王巨便写了一封奏章递到朝廷,说从明年起国家财政能出现大规模盈余了。
原来的陕西五路全部安定下来,正式进入太平时光。其他数路也在继续开发中,如果能保持前几年的状况,宋朝每年各项财政收入能逼近两亿,折成新贯,也能达到一亿四五千万贯,再加上没有宋夏战争的拖累,那么每年可以盈余五千万新贯,扣除一千余万贯国债,还能盈余近四千万新贯。
这个盈余太庞大了。
因此要适度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这个用之于民,不是送钱帛给百姓,那么送的最后还是落到有钱人手中,贫困百姓依然嗷嗷待哺,或者养了一群懒汉。
所以朝廷得准备河工了,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募工治河。贫困百姓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现在给你们经济来源。其实前些年大搞基建,也是这种性质,只是河工规模太庞大,王巨那时候不敢让它上马。
这些水利完善后,又可以造福于民。
它也是官家与臣等前些年就制订的国策之一,望朝廷三思。
如果明年上马,今年就要准备了,至少派相关的官员考察。
然后在后面又刻意写了一段,文公乃国家三朝老臣,深得人望,听闻朝廷召之进京为相,臣恭贺之。
熙宁以来,介甫公以国家病重,须虎狼之药医之。文公以治国如烹小鲜,须徐徐发之,以介甫公之治,必天下骚然,使宋朝落入危境。两者理念不合,导致诸多纷争。
二公虽有争执,然皆持爱国之心,望大宋长久也,由是而争。
今天下粗安,然契丹不可轻视。
唐太宗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正是我朝光景也,又是陛下病重,多事之秋之际。望文公忘却以前政争恩怨,以天下为重也。
这封奏章到了朝堂,大伙愕然,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新党大臣,一个个不服气地想,王巨投降啦!
不过蔡确与章惇没有作声,王巨也恐章惇不理解,暗中写了一封长信给他。
范纯仁与吕大防却感到欣喜,这封信也意味着以前朝争落下帷幕了……想的美!
三月二十二,文彦博进京。
四月初八,朝廷再次接到王巨奏章,上书说臣与陛下约定,以待罪之身,替大宋效劳六年,马上六年期满,望朝廷恩准臣去彼岸,也请朝廷安排缘边大臣将臣手事事务一一交接。
高滔滔得知,大喜,其实王巨那有谋反之心,不过在她身边嘀咕的一些贵妇们不断地进谗言,因此高滔滔越来越心不安。但得做一个样子,不能让天下人说鸟尽弓藏吧。
于是让蔡确下诏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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