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拉贝日记(2)（1 / 1）

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的过程十分顺利。胶济铁路附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一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民众凄惨的哀求声和乞讨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在济南，我又被安排住进了一家德国旅馆。

这家旅馆因为它那美味的香肠而闻名——对此，那里的人是这样唱的：

香肠香肠好香肠，

济南府有好香肠；

牛肉牛肉小牛肉，

济南府有好牛肉。

德意志人有二十，

一个没留多可惜；

领事先生多忙碌，

好肠好肉没口福。

接下来，通过津浦铁路，我顺利地到达了浦口，接着，我再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到了南京。途中，有个好奇的中国官员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他问我是谁，我回答说：德华大兵。这个暗示是”阿里大叔”告诉我的。因为”德华大兵”在那里很吃香。1937年9月7日

如果换作是和平时期，我只需要坐40个小时的火车，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信函。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在这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安全问题，主要负责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着手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我的校舍的合同也一并解除了。在这些信函中，我还读到了这样一些信息：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不是因为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通知里，再次劝告他们要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顺着扬子江逃到汉口去了。

人们都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公共场所和街道上，紧张地建筑着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都很平静，直到这两天——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所在的地方遭遇了4次空袭。从此，我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院子里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这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但至少可以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带来的伤害。我们还在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在帆布上，我们还画了一面带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大概在空袭的20~30分钟前，清脆的警报声就会随之响起，一旦发出某种较短的信号，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

行人全部躲进了前面提到过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而且有的防空洞相当简陋。要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这也是一件相当不舒服的事情！9月21日

昨天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通过德国大使馆传了过来，从今天中午起，日军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消息中还告诫所有的外国人要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在扬子江下关段航行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尽快从现在的停泊处离开，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日本对他们因轰炸带来的损失和伤害概不负责。

结果，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他们的公民受到伤害的话，要求日本负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大使则带着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依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原地不动。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行为方式引起了他们的思考。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也做好了准备，打算在今天的上午9点出发去上海。很多的美国人和德国人据说也遵从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从各个方面对情况进行了周全的考虑。从较为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并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是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保护我的财产。当然洋行不会期待我为此而”殉职”。我也绝对不是那种为了任何东西而轻率的拿我生命开玩笑的人。但是，这里还牵扯到了道德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我至今还无法跨越它。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大概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我这个”主人”。如果我留下来，他们就会尽忠职守直到最后一刻；如果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还有可能会被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迄今为止，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众人的决定。我把一笔预支款给了我的助手韩先生，让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对此，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而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他们绝大部分都来自华北地区，根本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那该多好啊！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当然也非常想回到华北，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是那里也在打仗呀！所以，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可以或者是应该逃跑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如果谁的两只手各抓着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想的也会和我一样。在我的潜意识里最终还有一个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原因：它让我坚持留了下来。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一阵地区小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