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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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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慢慢放晴，被雨水冲得瓦蓝瓦蓝的。柔和的阳光照在绿水泱泱的摩泽尔河上，发出粼粼波光。河水蜿蜒绕城，发出“哗哗”的声响。

河的两岸青山连绵，风景优美。古老的摩泽尔河大桥是罗马时代的古建筑，显示了特利尔悠久的历史。

小龚如数家珍般地介绍特利尔的历史：“特利尔是古罗马时期最繁华的城市，它是高卢地区的政治中心，其地位和意大利的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及联结欧亚的君士坦丁堡相当。有6个罗马皇帝在这里加冕登基。这里有许多古罗马时期留下的遗迹。”

他用手指了指眼前的摩泽尔河的大桥说：“这是公元2世纪的建筑。远处城南的罗马城门以及耸立在市中心的君士坦丁教堂绿色的尖顶、拱形的门窗就是典型的歌特式的建筑。绿树覆盖的丘陵环绕着整个城市。”

车子驶进长街，来到特利尔市中心，龚先生告诉大家：“这就是著名的卡尔马克思大街。这街原来叫布吕肯大街。马克思故居就在大街的10号。”

着铜质马克思浮雕像，门边镶着的铜牌上用德文刻着“卡尔“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这是故居的标志。这是各国共产党人的耶路撒冷，来到这里不能不怀着虔诚的心情来感受这位世纪伟人的风采。

老荣、郑东目睹这幢矗立在市中心的巴洛克式精致的建筑。可以想象当年马克思家庭的富足。他的父亲是特利尔城著名的律师。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文学家或者是法学家。然而为了人类的利益，马克思却选择了政治经济学，踏上了社会**家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不归路，马克思死在探索真理的路上，至死也没有落叶归根。特利尔在他崇高而远大的追求中，只是人生的起点。

陪伴他踏上这一条充满危险、贫困、艰难之人生道路的还有特利尔城的一位贵族小姐，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公子燕妮。这是一位美丽动人而有良好教养的非凡女性。她的父亲是位学识渊博、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普鲁士政府枢密顾问官；她哥哥则是普鲁士王朝的内务大臣。一个权倾一时的贵族之家却冒出了一个具有大家风范而又充满着平民意识的小姐。这位小姐注定要背叛自己的贵族家庭，与马克思博士一起走那条充满荆棘的人生之路。

郑东和老荣缓缓踏上这幢落满阳光，充满温馨的小楼。当你感受着马克思一家的命运时，你的精神不能不得到净化。

故居纪念馆第一层为接待室、咨询处及举办不定期展览的展厅。第二层6个展室，以大量的图片和实物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业绩，同恩格斯的友谊。这里陈列着中国党政代表团赠送的绘有马克思头像的瓷盘。一幅大型油画挂在这里，这是中国画家张文新的作品。

画面上的马克思在书房里高昂着智慧的头额，思考着人类的命运。这是他在英国梅特兰公园路的书斋。靠墙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柜，书柜上一包一包的报纸和稿件，直摞到天花板。靠着窗子的两张椅子，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文件、书籍和报纸。在房间正中光线最好的地方，是一张非常扑素的写字台。马克思在这里每天要工作12小时以上，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内不停地走动，不停地思考。

像画中的那样，他凝视着窗外雾气沉沉的天空，双手相抱，手指夹着劣质纸烟思考．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至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是穿越历史迷雾，在荆棘丛中开拓的一条小路，他最终倒在这条路上。诚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有学问的人不愿意自己****，就不应该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应该整天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实验室里，像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

凝视着这张中国画家的油画，郑东在那儿出神地想。

三楼的展览室陈列着各种版本的马克思著作，有中国翻译家翻译的《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中文本，有各种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在琳琅满目的《共产党宣言》各种版本中，有陈望道译的流传中国的最早版本和周恩来在延安时期用过的版本。

在众多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中，有一本当年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翻印的版本吸引着老荣和郑东。

这是一本纸质泛黄，装帧粗糙，唯一一本油印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先生在上海时由俄文转译的珍贵版本。书的封面是标准的钢版体美术字，中间是用红色油墨拓印的马克思木刻像。封面的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依然清晰可辨的签名。老荣细看那签名竟是a省出版厅老厅长“高洪”的名字。

这一发现使老荣兴奋莫名，他异常激动地对郑东说：“看到了吧，这本《共产党宣言》虽然也许是各种版本中最粗糙、最简单的一本，但那是中国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说完，老荣讲起了油印版《共产党宣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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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冬十一月，溪城沦陷。之前日军曾遭驻茅峰山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最终日军以飞机大炮攻破防线。溪城惨遭浩劫，日寇陷城之日，溪城内外大火烛天，先后烧了7昼夜，所有繁华地区商店民房都付之一炬，古茅峰寺因是守军谭儒文师长的城防指挥部所在地而被炸成一片焦土。上海成为“孤岛”。

一个16岁失学青年提着简单的行李，夹着一把雨伞，告别了年迈的祖母，只身来到上海求学谋生。

青年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是前清秀才，自幼家学严谨，曾经下功夫攻读经、史、子、集，也曾经得祖母指点而工于书法、绘画。在8岁上下父母先后去世，家道中落。

慈祥的祖母贤德、善良、知书识礼，原为大家闺秀。27岁时丈夫因病去世，膝下仅儿子一人，孤儿寡母，家无恒产，又无固定的收入。她为别人做针线，勤俭持家，含辛茹苦拉扯大儿子。儿子25岁上病故，给她留下4个年幼的孙儿，那青年为长孙。年迈的祖母担起了抚养孙儿的重任，家境越来越窘迫。

1939年那个闷热的夏季，清溪湖水翻腾着热浪，岸边垂柳上的“知了”发出阵阵的嘶哑的叫声，清溪古城的城头上插着血红的太阳旗，日寇的铁蹄践踏着这座千年古城。到处是残墙断垣，山河满目疮夷。青年终止了学业，含泪穿着父亲留下的青布长衫，提一只藤箱，离开了破败的小院。

青石板铺成的小路，窄小的巷子两边，爬满牵牛花的篱笆墙内依稀一丛碧绿的芭蕉开着血红的花，在这个山河破碎的年头发出生命般的绿色。院内的大槐树下，是一幢青砖黑瓦的平房。年迈的祖母依在门框上，眼含热泪看着青年瘦长的身影，消失在小巷的尽头，踏上了艰难的人生旅途。太阳渐渐西落，暮霭中透出一层淡淡的血痕。

青年来到了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一面是摩天大楼下美酒加咖啡似的醉生梦死，一面是来自沦陷区的热血青年“还我山河”的慷慨陈词。青年在这儿一边求学，一边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绘画特长在中法药房广告科找到了一个职业，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他参加了他们的读书会，定期交流进步书籍，召开读书讨论会。一本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把他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青年和读书会的同志们常常在窄小的巷子间，在昏黄的灯光下，交流着学习体会，讨论着抗日战争的形势，控诉着日寇践踏山河，残害同胞的血腥罪行，欣喜地传播着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侵略的信息。

在迁到上海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里，他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追随者、我国现代木刻运动的先驱麦浪先生的精心指导。他以笔为战旗，为进步文艺刊物撰写了一篇篇抗日文章，以稿费维持自己的学业，以刻刀为投枪创作出一幅幅鼓舞人心的木刻作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天傍晚，他踏着法租界昏黄的灯光，来到了一幢石库门式的小院，登上了顶层那间简陋的小阁楼。阁楼不足三尺高，终日不见阳光，以至带有点阴暗和闷热，地板上打着地铺，简简单单的行李紧挨着一只小木箱。看书学习就在地铺上，写作刻木刻就趴在箱子上。就是这个狭小的空间，成了进步青年畅谈人生理想，制作抗日版画，奋笔疾书讨日战斗檄文的场所。

主人为了接待来往的进步青年，特在阁楼的入口处书写对联一幅，上联为“摩天高楼高三尺”，下联为“来往客人当心头”。

小阁楼是孤岛中的一盏明灯，点亮这盏明灯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这里是当年叶飞所领导的新四军一师一旅设在上海的一个联络点。这里团结了一批又一批向往进步的青年，这里输送出了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投身抗日前线。这里被称为孤岛中的“鲁迅艺术学院”、大上海的“抗日军政大学”。青年就是从这里走向新四军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

临别之前，老麦同志郑重其事地交给青年一个用红色绸布包着的木雕刻版，上面用简洁的刀法刻着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外国人形象。这就是马克思。一本线装本的黄历，宣纸对折的书页中间是用工整的绳头小楷译抄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党的早期领导人秋白同志从俄文版翻译过来的书稿。老麦同志嘱附他务必带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根据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的要求，拟准备带到苏北根据地印制后供战士们理论学习之用。

1941年秋，青年和几位年轻的同伴，身穿大褂，头戴礼帽，提着小箱子，在上海外滩乘船去苏北。

第二天拂晓，轮船靠上长江北岸。他们穿过敌伪的封锁线，来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他们就像嗷嗷待哺的孩子来到了母亲的怀抱。这里到处是抗日救国的标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这里生活艰苦，却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这批从上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新四军一师一旅的战地服务团。他们是一群满怀救国热情的学生兵，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为歌咏组、话剧组、木刻漫画组。

他被分到了木刻漫画组，他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在旅部他穿着灰色军装，扎着牛皮带，第一次由一个白面书生变成了一名抗日战士。他和他的战友走村串户以笔为旗，刻制版画，张贴宣传品，刷写抗日标语。他那一手标准的钢板体美术字，得到旅首长的好评。

在那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里，他花了好几个昼夜在简陋的用土基垒成的茅草屋里，就着油灯一笔一画地刻下了《共产党宣言》这部震撼世界的巨著。他和他的战友们用手在油印机上印刷再把麦浪所刻的马克思木刻头像用红色的油墨拓印在封面上。当年这本以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名义印制的《共产党宣言》就这样在苏北根据地传开了。

1942年秋，日本鬼子疯狂地向苏北根据地大规模扫荡，青年所在的战地服务团奉命转移去海安东台一线。

初秋季节，气候闷热，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青年随大部队悄悄地通过了敌伪的三条封锁线，于凌晨到达东台的烧饼铺。队伍经****的强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团长决定原地休息。这里离伪军据点小灶镇仅仅是二里路。这时服务团领导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地遣散了一批随队挑运道具、油印设备的民工挑夫，而使这支手无寸铁、男女混杂的文人队伍****了行迹。服务团的男女队员和衣躺在田垅下青纱帐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战士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凌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青年拖着仿佛灌了铅一般的****，随着全班战士，趁着灰蒙蒙的晨曦来到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静悄悄的，老百姓已全部跑光，连狗的叫声都没有。村子里的住房很分散，一幢一幢的草房分在几个田头。全班十多个人宿营在两间民房中。四周是密密的青纱帐，太阳刚刚升起，就火辣辣地炙人，玉米地蒸发出一阵阵闷热的气浪。这支疲惫的队伍，其实是一群刚刚入伍的学生兵，他们已累得抬不起脚来，还没等到吃早饭，

全班人就已经呼呼地睡去。他脱去军装，只穿一条短裤，在门口草堆上铺着的一块狭狭的木板上躺下，把背包当成枕头。躺下不一会，就打起了呼噜。门上仅仅挂着一块草帘。

睡梦中，一颗子弹“嗖嗖”地打进了门帘。青年蓦然从梦中惊醒，一骨碌坐了起来。擦着睡眼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就听到远方的田野里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伴随着一阵恶狠狠的叫喊声：“别让新四军跑了……”

“有情况，大家快醒一醒!”青年大喊一声。

随手拿起木板向门框上撞去，“乒乒”几下，把屋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同志们全撞醒了。大家纷纷跳起来，夺门而出，朝屋后跑去。他随着大家没头没脑地钻进了玉米地。匆忙中他只背了一个挎包，结果却忘了穿军装，穿着一条短裤衩就钻进了青纱帐。他心儿“卟卟”乱跳，脑中一片空白，耳畔是阵阵密集的枪声和人喊的嘈杂声。全班在几分钟之内全部跑散了。他光着脊梁在青纱帐里大气都不敢出，摸了摸身后的挎包还在，包里那块红绸包裹着的杨木版马克思头像还在，心中祈祷着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保佑，千万不能落入敌伪的手里。

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他懵头懵脑地用手拨开密密匝匝的玉米杆向北走了半个小时，终于走出了玉米地。来到一条小河边，撒了一泡尿，定定心，看了看四周，天色已经大亮，沟的后边栽着两棵浓荫蔽天的大枣树，树下有两间房屋。跑到房里，他惊喜地遇到了他的同志。大家相互打量着不禁笑出了声。一个个衣冠不整，满身泥浆，喘息方定，正捧着半生不熟的枣子在填着饥肠辘辘的肚子。

他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最后商定还是继续往北走。这时的他和同伴相比，已是狼狈极了。赤膊穿着一条脏兮兮的短裤，赤luo的双脚沾满了泥浆，背着一个挎包，挎包里只有吃饭的家伙和一个红绸布包着的马克思头像。他随着这一行人再次踏进了玉米地，凭着青纱帐的隐蔽悄悄向北移动。

当他们这支衣冠不整的军队，从玉米地刚刚钻出来，大道上却迎面走来一列穿着黄色军装的伪军。当他们正想收脚向四面散开，躲进两侧的玉米地时，伪军们却涌上来，一阵乱枪横飞，口中喊着“缴枪不杀”，向他们四面包围过来，他们全部****在伪军的枪口之下。

他们心中“怦怦”乱跳，尚未回过神来，围着他们的四五十个伪军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三四个人揪一个人，容不得他们挣扎，一个一个像是捆粽子一样，把他们捆了一个结结实实。

一个满脸横肉的伪军连长，像是看猴子一样围着这个赤膊穿裤衩的小青年，看他文质彬彬的样子，白皙的皮肤却满是泥泞，就嘻嘻地笑着说：“你小子小小年纪，就去当匪军，怎么样，现在落在老子手里，你还有什么话说?”

青年这时反倒镇定下来，昂起头瞪了他一眼，“呸”地一口浓痰吐在他的脸上，骂道：“你们才是匪军，烧、杀、抢、掠，给小鬼子当狗腿子，还人模狗样地在我们面前炫耀。”

横肉连长从口袋里掏出了手帕擦拭了痰迹，恼羞成怒地从腰问拔出一把东洋指挥刀，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好个小兔崽子，还嘴硬，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硬。”

说完作势向他的脖子上砍去。当他眼一闭，下意识一闪，却一屁股跌在旁边的濠沟里。

伪军们一阵哄堂大笑，于是又把他水淋淋地从塘里捞出来，反复几次，把他折腾得只剩下一口气，反剪着双臂躺在地下吐脏水，才罢了手。

他们这支文化人组成的队伍，手中只有笔和木刻刀，是没有枪的，全是一帮只有一腔热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如今落入敌人手里，惟求保持气节，坚持主义，而其他也只能由着匪类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