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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跪在你床前，俯身向着你，说：“好的。”

你深深地看我，像是要把我的印像带入你不灭的永恒，然后慢慢地开口：“第一，烧了所有有关我的东西，包括照片，信，和日记。第二，我们之间的秘密就让它永远是个秘密，除了玮姨，和谁都不要提起。这最后一件是……”

你的手静静地抚上我的脸，细致地画过我的每一个轮廓，然后微笑着说：“你要幸福。”

在你的灵前，卓正悲痛欲绝，哭得昏厥过去。原来他也是真地爱你，并不是和你做戏。而我从头到尾没有一滴眼泪，只是双目空洞地看着远处。

众人都以为卓正是你的情侣，而我和你只是手足情深。

除了卓正和玮姨，再无人知道你与我铭心刻骨的过往。他们也已经答应你，守住这个秘密。

而除了我自己，再无人知道，我对你的爱情，生死不移。

之后我病了整整一个月。这十年来，我无暇去感受的悲伤，沮丧，挫折，和疲惫，一时间齐齐地向我涌了来。我再无力支撑。

犹太人（靖平）

回到霍普金斯医学院，我木然地面对着和我朝夕四年的各种实验仪器，突然产生了那样的恨和反感。如果这四年，我是在你身边陪着你，那么你走时便不会只带了与我苦涩爱情的微薄记忆。我悔恨得想杀了我自己。

我不再去实验室，终日在公寓里呆坐。

直到有一天，rubinstein教授把我拖出来，开车带我到学院附属的sidneykimmel癌症中心。这里是美国建立最早，和世界最顶尖的癌症肿瘤学研究和治疗中心，也是我以往常来做临床试验和观察的地方。

我们来到白血病晚期患者区，穿行在我往日里无比熟悉的病房和走廊里。

rubinstein没有跟我说话，我只站在他身旁看他询问病人的情况，和他们聊天，开玩笑。

他们都是白血病晚期的患者，也是唯一被fda（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在患者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把最新试验出的药物和疗法，用在他们身上做人体实验的对象。他们都在等待死亡，或者奇迹。

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我经常长时间地守在他们身旁，协助他们接受新疗法的试验，观察他们的反应，提取他们的血样和骨髓作分析。

可是今天站在这里，我有了别样的感受。我看着患者或平静或颓丧的脸，和他们的亲友在他们面前强装的欢颜，以及背对他们时的哀戚。这一切从未如此强烈而真实地让我感同身受。你去世前后我的苦痛和煎熬，又一次翻腾出来，让我几乎无法站立。

我们回到rubinstein在医院的办公室，他把脚步微颤的我按在座椅上，然后自己坐在我对面：“刚才那些患者的亲友和你有一样的处境。你以前心里只有一个你的疏影，所以面对患者时，你想的只是试验和数据。他们的悲喜能进入你眼里，却进不到你心里。爱情很重要，但却不能成为一个人生命全部的支点。救治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才是一个真正医生的胸怀。”

我看着他的影像在我眼前从清楚变到模糊，然后，在他面前，自懂事以来第一次，我任自己泪涌如泉。

于是，我的工作开始继续，也还是长时间，大强度，但却不像以往那样玩命。我开始注意休息和健身，开始了适当的社交，重新开始感受生活里那些被我抛在身后的美好事物–只除了爱情。

我二十岁时，发现了代替骨髓移植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将受植患者的存活率由骨髓移植的百分之三十提高到了百分之六十。一夜之间，我成了血液病学界的天才和名人。

我的母亲在为儿子的成就骄傲和喜悦之后，安然离世。

在二十二岁那年，我终于合成了能在人体内完成自我复制的免疫球蛋白，从而抑制白细胞的恶性生长。从此，髓细胞和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只用通过注射免疫蛋白再配以轻微的化学放射性治疗，便可以治愈。白血病不再被称为绝症。

初时的兴奋激动过去后，我心中便剩了感慨与无奈–我终是得偿所愿，但却晚了三年，没能救得了你。

我因此获得了翌年的nobel医学奖，其它名目众多的荣誉也接踵而来。

同年，我父亲去世。此时成碧早已远嫁去了欧洲，家里就只剩了玮姨和一班佣人。

我婉拒了霍普金斯学院请我留校执教的邀请，也推掉了其它各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聘请，结束了在霍普金斯的最后一点收尾工作后，回到了我北京的家里。

临行前，我去向rubinstein教授辞行。我们俩在他那有些乱糟糟的公寓里喝酒聊天，从下午到深夜。聊工作，聊政治，聊我们去过的哪里风景最好，哪家餐馆的菜做得地道，大骂学院里沽名钓誉的小人，嘲笑某部媚俗的垃圾电影。

告辞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我回过身，看着他，深深一鞠，然后说：“谢谢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