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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抢后，他们第一次露出笑脸。但不知为何，我总感觉丽娟的笑声不再如过去那般清脆和无忧无虑了。

第二天，金秋厂正式开工。虽然厂门口张灯结彩，依然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虽然人人见面道声“新年好“，脸上布满笑容；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领了一块钱，这一块钱是用漂亮的红包包着的。但厂门口那幅长长的红布上写着的“大量招收熟悉手车工、烫工等等”字样，还是提醒着我们，新的一年里没日没夜地赶货又开始了！

据说厂里接了几个大订单，需要及时赶货，所以这次招工破例不再有性别的限制，很多男工闻风涌了进来。男女比例第一次比较接近，一时热闹非凡。

这些新员工中有许多是回家过年的同事从家乡带来的，其中包括红姐16岁的女儿粉粉。粉粉长得胖乎乎的，皮肤白嫩白嫩的，非常可爱。但因为她很小的时候红姐夫妻就出来打工，所以她和红姐十分生疏，她能进这个厂，是红姐花了八百元才勉强塞进来的，在隔壁的针织二厂做剪线工，和红姐一样，很能吃得了苦。

因为新员工太多，我们宿舍原本死过人的那张床也被安排进一个女孩。虽然那个女孩知道原委后几次要求换床位，终被宿舍管理员的一句话“不住那张就打铺盖走人”吓住了，万般无奈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她也就习惯了。那张床不再空着，那个死去女孩的阴影便也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

因为新员工太多，周桂枝空前地忙碌起来，骂人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常常一天下来，嗓子都哑了。凭良心说，她其实是个极能干的女孩子。这次她也从家里带来了一批人，那批人中有一个叫周洁的女孩子，按照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惯例，她坐在我和李梅中间。但即便是老乡，周洁有几次还是被她骂得直抹眼泪。

有一次，周洁边抹眼泪边小声告诉我：“她还是我远房姑姑呢，从家里带我了我们五十二个人来，每人还多收了我们八百块钱呢。在家里说得好好的，没想到一进厂就这么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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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来得及接话，周桂枝在远处看到了，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用食指指着我们两人破口大骂：“你们不想干了是不是？上班时间讲话，每人罚十元！”

我赶紧解释：“我并没有说话，是她问我怎样才能包装得又快又好。”

周桂枝的食指转而指向我的鼻子：“还敢犟嘴！我罚你十元还是少的，要是在孟加拉国，今天工资你就别想拿了！”

平白无故被罚了十元，本来己非常心疼，她这样一说，我不由恼怒起来，不悦地说：“我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是在孟加拉国！”

周桂枝听了这话，更是气得浑身发抖，连连用食指远远点我的鼻尖：“你、你听着，顶一句罚款加一倍，现在我罚你二十元！”

本来从前一天早上八点上班，现在己经加班加到凌晨六点了，早己身心俱惫。如果被罚二十元，这一夜的辛苦就是白费了。所以听了这话，我只感到气血上涌，“唿”地站起来，愤怒地盯着她。周桂树上前一步，毫不相让：“怎么，你想吃‘炒鱿鱼’是不是？你再顶一句试试？顶啊！你顶啊！”

我刚想反击，段明兰低声提醒我：“快给周组长道歉，否则她真会炒你的。”

我心中一寒，望着周桂树凌厉的眼神，只好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收回眼中我怒火，低下头忍气吞声地说：“对不起，是我错了，请你原谅。”

周桂枝眼中闪过一丝得意，还想说什么，珍姐闻声赶了过来，问明事情起因后，她劝慰周桂枝：“算了算了，现在赶货，正是用人的时候呢。”周桂枝不屑地看了看我，这才冷哼了一声离开了。

珍姐不满地训斥我：“才加这点班你就又喊又叫的了？我们以前在美国塞班岛时，三天三夜加班都是常事，不加班哪能赚到钱呢。”

我委屈地低着头，任她训着，再也不敢说一句话。我只感觉如哽在喉，喉咙被什么东西硌得生生地痛，眼泪却不敢掉下来。

那天，一直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才下班。我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直接从车间去饭堂吃饭，吃饭时段明兰看到我一脸沮丧，小声问：“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呢？”

我委屈地说：“再苦再累我也能挺住，可她凭什么骂我啊？明明只有周洁在说话，为什么要罚我的款？周洁那边坐的是李梅，她为什么只骂我？”

段明兰叹了一口气：“人家李梅的姐姐是李清，是做仓管员；李梅男朋友胡海波哥哥胡海成又是专门管招聘的，和珍姐关系好得不得了，周桂枝敢太岁头上动土吗？你来这么久还不知道吗？我们都是柿子，周桂枝专捡软的捏呢。”

我瞪大了眼睛，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原以为，只要认真地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将每一个包装袋打得又快又好，即便不去学电脑，我也会有升职的机会，可以一步步从班长、组长、车间主任等等一路升上去呢。现在想想，我真是天真得可以！

我沮丧地说：“那我怎么办呢？只好任由她欺负了？”

125。

段明兰干脆地说：“那就找个男友吧，你比我强，又年轻又漂亮，只要你愿意，还怕找不到靠山吗？我感觉那个ie主管沈州好象很喜欢你呢。”

我茫然地部：“哪个是沈洲啊？”

她说：“就是总在我们车间转来转去的男孩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