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审判叛国者(一)（1 / 1）

1933年6月3日这天下午，许多人都记得哈尔滨上空那轮灼热的骄阳。太阳光照非常强烈，气候异常炎热，但许多人仍然自发地集合在黑龙江省高等法院门口。街上还聚集着比平时多几倍的防暴警察和军人，他们身上都佩带着核枪实弹的30式冲锋枪，这种冲锋枪是当时中国陆军装备最多的近战武器。在历史上，这是很普通的一天，但也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因为这是中国卫国战争中第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的日子。

尽管还没过吃午饭的时间，高等法院南侧的街道、东西两侧的空地上已挤满了早早赶来的人群，包括上班途中突然发现加入的工人和职员。高等法院门前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非常醒目的巨幅公告：“6月3日下午2点，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伊春守军、东北集团军群某师师长黄雷、师参谋长赵楠及其秘书、警卫人员，市民可到高等法院接待室领取旁听证，有秩序地进入审判厅旁听。”

下午1点20分，我乘坐着那辆熟悉的军用吉普车来到了高等法院门前。今天我穿着国防军陆军的夏礼服，这种礼服在常服的基础上增加了花纹、流苏和天鹅绒软垫，连纽扣都是镀金的，在阳光下闪烁着夺目的光彩。更多的防暴警察从高等法院的侧门跑了出来，在车门前方形成两道人墙，分隔出一条通道让我下车。我向这些警察们敬了一个军礼，稳步向法院大门走去。与此同时，拿到了旁听证的市民也开始从侧门进入审判厅。我听到自己身后传来一阵嘈杂声，同时传来一阵照相机的快门声。我深知自己今天的一言一行，明天都将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毕竟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审判，究竟能否成功，就看我这个审判长的表现了。

黑龙江省高等法院门前的这条街道叫做“正义大道”，它究竟是否因为法院而得名，已经无法考证；但历史把这次标志性的审判安排在这里进行，是很耐人寻味的。法律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正义，在卫国战争中，还有什么比奋不顾身、保卫祖国更正义的事情吗？严厉惩罚那些贪生怕死、一溃千里的叛国者，就是对正义最好的贯彻。我没有学过法律，或许今天的审判根本不需要援引法律——在自己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公然放弃职守、临阵脱逃的民族败类，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法律里，都是必须严惩的。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精密的法律条文，而是大义凛然的正气。

站在台阶的最高层回头眺望，灰绿色的军用吉普车和黑色的小轿车越停越多，其中最醒目的是一辆挂着深绿色窗帘的“松花江”小轿车。在万众瞩目之下，车门打开了，两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从车里走了出来，手上戴着手铐；四名法庭警察立即抓住了他们的手臂，像架着两只山羊一样把他们押了上来。后面的另一辆小轿车里同样坐着两名男子，年龄稍微轻一点，满脸惊恐的神色，好象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肃的阵势。这四个人身上都穿着绿色的卡其布军衣，军衣的颜色很黯淡，似乎还带着硝烟的气味，但领章和肩章都已经被拿掉了，帽徽也被取下来了。这就是今天审判的四名被告，他们两天前从被苏军包围的伊春乘飞机逃出来，仓皇失措地降落在绥化，又被绥化军用机场派遣一架飞机押送回哈尔滨。回到哈尔滨之后，为首的那位上校师长写了长达八千字的“悔过书”，把自己痛骂了一顿，承认自己擅自离开职守，辜负了上级首长的希望，为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王澍将军在这份假惺惺的“悔过书”上批了一句话：“悔过是没有用的，请大本营代表卫明宪中校立即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一定要公开审判，公开判决，公开执行。”

下午1点45分，我和两位少校、两位上尉一起，走进了宽敞的黑龙江省高等法院第一审判厅。审判厅主席台上专门铺设了一张绿色的小地毯，主席台中央的幕布上挂着一个特制的巨型国徽——海蓝的底色，30颗亮黄色的五角星形成一个圆圈，包围着一只威严的金色巨龙，这是从明帝国后期就开始使用的国徽，革命胜利之后只是调整了五角星的数目，并没有改变整个构图；今天，这副国徽就象征着国家的权力和法庭的尊严。国徽下方排列着包厢形状的9个座位，中间一个是审判长的座位，左边是两个法官、两个书记员的座位，右边则是两个检察官以及另两个书记员的座位，这两位检察官同时充当今天审判的公诉人，由他们负责宣读起诉书。法官和检察官都是第13集团军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没有任何学习法律的经验，我也只是在大学期间选修过几门法律课程而已。在审判开始之前，我一再提醒这些临时法官和检察官：“我们的经验不足，而且进行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审判，一定要显示出凛然正气，不要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表情严肃，心中充满自信，千万不要紧张！”

顺着主席台上的绿地毯把目光向前延伸，在地势稍低的观众席前方，有一排如同大学食堂窗口的铁架子，架子分成四格，三面有护栏，每个格子里摆着一把简陋的木制椅子，这就是被告人的席位了。从被告席再往下跨一个台阶，便是近千个观众席位，此时已经是座无虚席，甚至连走道里都站满了人。此时，审判厅里沸腾的人声经过两次警铃，已经渐渐平息；就在第二次警铃刚刚落下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全体法官、检察官、书记员都按着顺序坐到了自己并不习惯的座位上——但愿这种客串越少越好，如果每天都有这么多叛国者需要审判，我们的国家简直就要崩溃了。我扫视了一下四周，拿起桌子上的审判流程表，偌大的法庭里只剩下呼吸声和吞咽口水声，所有的观众都把眼睛瞪的大大的，期待着这前所未有的时刻来临。

“报告审判长，各位法官、检察官：本案被告人黄雷、赵楠、王轶、罗弥现已被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是否开始审判，请指示！”一位书记员按照规定的流程站起身来，用洪亮的嗓音向我报告。我清了清嗓子，用同样洪亮的嗓音回答道：“现在开庭！将被告人押上法庭！”

话音刚落，书记员已经把提押票递给了在场的法警，法警旋即从旁边的小门把四位被告人依次押上了被告席。楼上楼下的观众席立即发出一阵蜂鸣般的声音，有人在抱怨距离太远看不清楚，有人则从被告的背影判断着他们谁是师长，谁是参谋长，谁又是倒霉的秘书……第133师师长黄雷站在左起第一个被告席上，虽然已经身陷囹圄，但他还是站的笔直，连军服的褶皱都被抹的很平，还没有忘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军礼。他身后的三位被告依次重复了这一军礼，便伫立着等待下一个命令。“坐下。”我稍微压低了一点声音宣布。法庭又恢复了静谧。

四名被告像倒塌的山丘一样，一下子垮在了椅子上，主席台顶端的十盏探照灯把被告席照的透亮，四张苍白的脸在闪光灯前表情各异，上千双眼睛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此时刚好下午两点整，法院大楼的钟声敲响了。“根据中华共和国最高统帅部第一号命令，以及东北集团军群首长的批示，东北集团军群哈尔滨特别军事法庭于昨天下午正式成立，并于今天下午两点开庭，对特别军事检察官提起公诉的东北集团军群某师师长黄雷、师参谋长赵楠、师长机要秘书王轶、师参谋长机要秘书罗弥进行公开审判。现在进行第一项审判程序，由特别军事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我不紧不慢地照着讲稿念道。我没有说出第13集团军的名字，也没有说出第133师的番号，因为今天是公开审判，不宜泄露军事机密；实际上，许多消息灵通的市民早已知道了第133师溃败的消息，这种保密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坐在我右边的一位少校站了起来，审判厅里随即回响起代表东北集团军群，乃至代表整个中国国防军的控诉：“1933年5月31日，入侵我国的苏联军队逼近到伊春市郊，与驻守在伊春的东北集团军群某师发生交火。黄雷身为该师师长，不但没有组织顽强的抵抗，反而贪生怕死，玩忽职守，将个人的安危置于国家领土完整、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之上，多次向上级首长打电报请求撤出伊春。这种胆怯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了上级首长的反驳，首长一再要求黄雷师长、赵楠参谋长忠于职守，以密山守备英雄师为榜样，尽最大努力打击苏联匪徒的嚣张气焰，保护伊春人民和黑龙江人民的安全。令人发指的是，仅仅过了不到24个小时，黄雷和赵楠就抛弃了自己的职守，在苏军刚刚进入伊春市区的情况下，与机要秘书王轶、赵楠一起，擅自乘坐飞机逃离密山战区，降落在安全地带。检察官认为，这不仅仅是严重的渎职，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背叛，给卫国战争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事实上，黄雷、赵楠等人离开伊春不到一个小时，伊春周围的防线就彻底崩溃，苏联匪徒花费很小的代价就占领了这座小兴安岭以北的战略重镇。擅自逃离战场是军人最不能宽恕的罪行，按照我**事法律，其严重程度等同于携带武器投靠敌军，应当被判处叛国罪。在这次叛国事件中，黄雷和赵楠是主谋者，他们的机要秘书王轶和罗弥明知其长官有逃离战场的计划，却不加以阻止，反而尽力为其制造方便，甚至最终随同他们一道临阵脱逃，已经构成了胁从犯罪，证据确凿无疑。希望法庭全面考虑他们的犯罪事实，做出公正的裁决……”

起诉书还没有念完，被告席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只见第133师参谋长赵楠面色青紫，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的衣服。“怎么回事？”我急忙问道。黄雷嚅嗫着嘴唇，低声答道：“报告审判长，赵楠有心脏病，一旦紧张就容易发作，需要输氧治疗。”我向法警点头示意，法警立即叫来了法庭医务人员，赵楠被允许退席输氧治疗。不过他的心脏病来的快，去的也快，仅仅过了15分钟就恢复了正常，回到了被告席上，一切都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事实上，如果赵楠真的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倒也为国家节省了一笔行刑的费用）。

起诉书并不长，很快就念完了，接下来应该是出示证据的时候了。最可靠的证据当然是第133师向第13集团军司令部发来的请求撤退的电文，这些电文都有师长黄雷、参谋长赵楠两人的签名，不过这些电文都涉及军事机密，不能全部公开，只能宣读其中部分内容。还有绥化军用机场地勤人员的证词，他们在电报里证实黄雷一行的飞机是6月1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抵达绥化机场上空的，如此推算，这架飞机应该在上午10点左右就离开了伊春。黄雷和赵楠也承认了自己临阵脱逃的罪行，他们给王澍将军写的“悔过书”也被作为重要的口供，陈列在法庭上。“审判长阁下，法庭已经出示了充分的证据，以及四位被告人的口供，这些证据、证词都证实了黄雷、赵楠、王轶、罗弥临阵脱逃的叛国行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检察官，我提请审判长和各位法官判处他们四人叛国罪，其中黄雷和赵楠二人为主犯，王轶和罗弥二人为从犯，按照《中华共和国刑法》和《中国国防军军法典》的有关章节，予以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