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九章.勿看（2 / 2）

太宗听了，哈哈大笑：“诚如卿言，这匹良驹不是被卿剌死了吗？”笑着笑着，心里突然感到震惊，心说：这个小女子外表如此婉丽，性格却如此刚烈，手腕又如此狠毒，果然未出朕所料。

武则天见皇帝沉思，又进一步解释：“良驹骏马，正可为君主乘骑。驯服了则用之，驯不服还要它何用？”太宗未置可否。

按逻辑推，唐太宗应该喜欢武则天，因为他们的性格同属一类：刚强、果决、权欲、残忍、谋略，这是政治家、政权组织者、统治者的应有性格。唐太宗在隋末社会动乱中长大，一直随父争战，那个时代只有刚强、冲杀才能取得胜利，仁者、弱者就被强者吃掉，弱肉强食。要取得统治地位，不被人家吃掉或统治，即使是亲兄弟也得毫不犹豫地战胜、杀掉，李世民就是在玄武门喋血中杀掉了自己的兄弟，夺取了皇位的，当时父亲极力反对他这么做，他还是果决地发动、残忍地射死了自己的兄弟。血腥中，李渊被迫立他为太子，马上又让位给他，实际上他也是逼着父亲这么做的，等于变相夺了父亲的帝位。

在冲锋陷阵中养成的性格，在杀戮的血腥中成就的政治家，如何不喜欢仅仅要制服、杀死一匹烈马的武则天呢？也许，人性就是如此，叱咤风云的男人不一定就喜爱同一类型的女子，或说一定不会。强男人大约都不喜欢女强人，尤其是搞政治、有政治野心、想独立的女人。金庸在谈写《倚天屠龙记》的人物情感时，就说到这一点，书中的四位女性，一样的美丽，一样的爱着男主人公。但是，金庸说如果他是张无忌，他最爱小昭。“周芷若和赵敏却都有政治才能，因此这两个姑娘虽然美丽，却不可爱”。金庸谈到“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的性格条件：一是忍，包括对付政敌的残忍和克制自己的忍；二是决断明快，三是极强的权力欲。这是赵敏和周芷若的性格，所以他们极为美丽，但“却不可爱”。而小昭与周、赵二美相反，她美丽一如周、赵，但却毫无权欲，形势逼着她去做波斯国明教教主，她痛不欲生，她毫无条件地、淳真的、天性无邪地爱着主人公，只想“侍候”主人公一生。所以，金庸先生向读者表白：“我自己心中，最爱小昭。只可惜不能让她跟张无忌在一起，想起来常常有些惆怅。”[《倚天屠龙记》，“后记”。]

金庸先生似乎说他是自我的想法，实际上大家尽是如此的。周芷若的确很美丽动人，但是为自己一派的野心、阴谋、残忍，失去了人性，变得一点也不可爱了。赵敏也极为美丽，但她勇敢、果决、阴谋、残忍、政治野心和权术，虽然张无忌最后要了她，以后还不知道怎样相处过日子呢。

善良、纯真、美丽的小昭没能和张无忌在一起，金庸先生也不必“惆怅”。这便是小说悲剧结局，人间的悲剧结果，正是一个美丽的结局。中国大众缺少接受悲剧结局的文化素质和心理心态，才出现了程高本《红楼梦》，把曹雪芹的伟大悲剧结局的天才著作，改得庸俗不堪，这也又符合了文学作品的一个大悲剧的结果。

人性既然如此，所以唐太宗也不喜欢武则天，尽管武则天很崇拜唐太宗。他也和金庸先生一样，喜欢小昭一类的女性。叱咤风云的唐太宗，战场上喋血、朝堂上争斗，但他的人性生活却要温馨的后宫、美人的温柔，成为他摆脱争斗、得到松驰的绿色原野、小径溪流。因此，他自己刚直，却极其喜爱柔情、柔弱，对刚强、旺盛的女性完全是人性的、本能的拒绝。长孙皇后很了解这一点，回到后宫有时也和她谈起朝政，但她总是避而不谈，她只让他轻松，用女性的美丽和温柔融化他，让他在后宫里彻底轻松，自如。有少数几次，长孙皇后看实在不行了，才不得不劝谏。

例如有一天太宗下朝后，怒不可遏地说：“我要杀了空上乡巴佬”长孙轻柔地询问：“是谁触怒了陛下？”太宗说：“除了魏征还会有谁？他在朝廷上当众污辱我，让我下不来台。”皇后见情况严重，她也深知魏征的正直、正派，听罢一言不发地走了。过了一会，穿着上朝的服装，站在太宗面前。太宗吃惊地问：“你这是做什么？”皇后回答：“妄为陛下祝贺，妄听说主圣臣忠。如今陛下圣明，所以才有魏征这样的忠臣。妄有幸在后宫充数，出了这样的喜事，哪敢不为陛下祝贺”[刘谏：《隋唐史话?上》。]

唐太宗对皇后的劝谏，感到是戏剧般的轻松，他哪会不知道如何处理像魏征的劝谏？但他看到女人的劝谏如同美人穿上甲胄表演般有趣，让他轻松、消遣。他把这些故事拿到朝堂上，讲给大臣们听，既有趣，又是他骄傲的资本，像太宗那般的政治才干和斗争经验，哪要他的后宫佳丽们为他出谋划策呢。

所以，太宗喜爱的后宫妻妾及诸宫女尽是美丽、温柔、娴淑，尤其是无野心、无独立自主意识、百依百顺的女子。如杨妃（隋炀帝之女）、阴妃、燕妃、韦妃、杨氏（齐王李元吉妃）等，都具有这种性格的品质，她们都为唐太宗生有子女，有的还生有多个。同做才人的徐惠，也是这种性格，因此也得到太宗的喜爱，屡屡升迁，成为太宗的正式妻妾。

武则天做太宗的侍女那么多年，说明太宗对她的姿容和才气是认定的。就是她上述与太宗相近的气质，太宗也是欣赏的。如果有一匹烈马真的驯不服，太宗火了也会如武则天那么去鞭打，甚至杀死，正如一个臣子桀骜不驯，有害朝廷，唐太宗也会驱逐甚至杀死他的。

认可和欣赏是一回事，作为自己的妻妾又是另一回事。太宗认识了武则天，他只是欣赏之、使用之，而不会让她野心勃勃地进入后宫、躺到自己的龙床上的。

武则天终未做成唐太宗喜爱的妻子，但她却做成了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凭史德、史实而论，她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皇帝，她做的不比唐太宗差，所谓“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都有她历史功劳。

在牢不可破的男权社会的桎梏下，女人想出成绩太难了。但是，她却冲破了种种阻力，做好了一个“千古一女帝”。这说明她非凡的才能和手段，极度的智慧和勇气，绝不比唐太宗汉武帝这些被传统颂扬的男皇帝差在哪里。

唐朝初年能出现一个武则天这样的非凡的女性、伟大的女皇帝，又绝非太偶然。除却她个人的努力之外，是有客观历史原因的，她还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优秀产品、独具特色的优秀产品。

这些史论是那段历史的总结，但是也有些绝对化了点，比如“绝不类”的词句如果是事实，唐太宗就没有“温贞娴雅”和“娇羞柔媚”的妃子好喜爱了。

南北朝至隋唐，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风”的确受到巨大冲击。“胡人”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对汉民族的传统给予了深刻影响。两汉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受到了挑战，“无才是德”被打破，有条件的人家延师教育家中的女儿，妇女的地位确实提高了。史家所熟知的《颜氏家训》介绍：邺下风气，专由妇女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替夫叫屈，代子求官，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送官府。女人有贵重的首饰、精美的服装；男子只有瘦马老奴供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称，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寡妇改嫁、男女情爱不再是大不了的事。如此既不同于秦汉，更异于后世。因此，女子能有读书的机会，并有发挥才能的场所。因此，唐代的宫廷才女很多，如长孙皇后、上官婉儿、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徐惠等等，不仅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政治文化上的建树也见诸史册。唐代女性学习诗文蔚成风气，《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家就有100多人。

唐代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之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进士孟昌期之妻孙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唐代著名才女。

唐代的青楼女子，也不乏大才女。薛涛、鱼玄和、刘采风、女道士李治等，都在文史典籍中留有才名和佳话。当时的诗坛巨擘、文章魁首都与她们密切交往，元稹、白居易、刘禹锡与薛涛，陆羽、刘长卿与李冶，元稹与刘采风都是诗词酬唱的文友、情好意笃的挚友。元稹把薛涛引为知已，赠诗称赞她的美丽，将其诗才、辨才、文采都给她极高的评价。绝不像宋朝以后，那些宫体诗词，把重新打入冷宫的女性当作**对象和物化审美去描述。

骆宾王酸文醋意骂武则天“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即说她陷害皇后，夺取后位，使高宗做出了与父亲共有一个女人的害礼之事。而实际上，唐太宗杀了弟弟李元吉，而把弟妻杨氏娶为妃，生了儿子李福，朝中文武谁会不知道。唐风的男女婚配、改嫁为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谴责。有唐一代，唐帝女儿再嫁的达20多人，高祖的4个女儿、太宗6个女儿、中宋2个女儿、睿宗2个女儿，玄宗8个女儿、肃宗一个女儿。其中三次改嫁者有3位公主[《新唐书?公主传》。]。高门显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了剌吏王琰，后来王琰犯了罪，严挺之还救了他。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大儒文豪也不再以此为羞。这反映了唐朝贞C观念的宽松，男女平等，女性解放达到了一定程度。甚至，皇帝的女儿如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等，还在家里养着男宠。

另外，武则天爱骑马，骑术很高，并爱穿男装，这也不是她一人的爱好，也是历史演化形成的风尚。史料记载，隋唐一代女性出头露面的机会增多，她们往往要以男装形象出现，尤其是太平、金仙等公主酷好男装。因武则天的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男装的女人成为一时风尚，这反映了“胡”文化对中原流族的深刻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北方“胡人”不断骚扰北部的燕赵等国，他们为方便骑马，穿紧身窄袖的短衣裤和皮靴，汉人称之为“胡服”。越武灵王“胡服骑射”，进行学习胡人、作出改革。魏晋以来，战乱频繁，北方民族更养成尚武精神，连年轻女子也深受影响，形成风尚。魏晋以后的民歌里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脍炙人口的《木兰诗》写出花木兰替父从军，男装骑射的生动形象。《李波小妹歌》[徐冠英：《乐府诗选》，第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写的是：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又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这里描绘的就是一位“胡服”骑射的女子，“褰裳”，又称“征褰”，是骑兵穿的窄袖短衣套服。

武则天不仅自幼在父亲的都督府学习骑射，身着男装，进宫做才人后仍然不辍学习。因此，骑术很高，男装更穿着习惯。因尚武习惯影响到唐宫，连服侍皇帝的宫女才人也得学会骑射。如“诗圣”杜甫曾有诗云：“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一起飞翼。”唐人卢纶也有“行遣才人斗射飞”的诗句。反映宫女学习骑射，随帝后车驾出行、骑马佩箭，有近侍保卫之责。同时，骑服女侍随驾，以壮行色，表示出唐宫尚武的精神来。

从如今珍藏的唐宫任女的绘画、唐三彩等艺术作品中，就有许多仕女骑射、打马球、马上表演、马上吹奏、骑马随驾出行的珍贵实物。

总之，武则天之所以能在唐代做了女皇帝，首先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唐前千百年间经济、思想、民族螎汇等诸方面发展的结晶；首先是开放的时代打破了封建礼教的约束，打破了男权社会的桎梏，使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在这里断裂、出轨，出现了女人当皇帝，驾驭社会、统治男人的超常现象、超越时代。因此，才让男人们惊慌，让代表男权的历史学家们愤怒，不仅要在现实社会中打倒她，使她让权给男人，恢复李氏男权王朝。而且全力诋毁她，把她做皇帝的那段历史涂改、抹黑，从历史上消灭她的功绩、涂抹她的形象，把她变成魔鬼、yin妇、杀人狂，把人世间的全部恶迹都往她身上推，全部污水都往她头上泼。如此而已。

直到一千多年后，终于又出了个不是女皇，而实际上执政的女人慈禧。传统思想的史学家、男权社会的大众，又起哄地大骂，又骂了近100年，为当年向她们屈身下跪的男人们出一口怨气。如此而已。

五《秘记》里“女主武王”掀起风波

本来，天命论是统治阶级制造的统治术，用来欺骗不懂科学的大众，让大学相信他们政权地位“授之于天”，从而屈从他们的统治和压迫。但是，久而久之谎言变成了事实，连他们也相信自己的确赋有“天命”。尤其西汉“天人感应”和东流谶纬学说的数百年宣传，似乎上天真正有眼，随时观察人间，预示一切，安排一切。此后，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在“听天由命”。平时安于现状，反正这一生上天已作好了安排，“命中八尺难求一丈”。而一但出现了特坏的征兆或特好的征兆，大家就特别害怕或兴奋。所以，统治者也就盼着有喜兆，即“祥瑞”出现，什么“嘉禾”、“芝草”、“灵禽”、“异兽”、“瑞云”、“五星联瑞”等等，有这些征兆，就大务宣传，普天同庆。而如果出现了他们自己宣传的不祥的征兆，如“长虹贯日”、日亏月蚀、流星成阵、苍鹰击殿、深潭冒水、地震、腥雨等等，统治者、老百姓都会惧怕，以为马上就会出现灾难。历史往往真是如此：国家不安宁了，统治者出问题了，也就会有各种自然灾害和各种怪异出现，此所谓“天怒人怨”。当然，年头乱了，也会流言四起，造谣者、制造混乱者逞机兴风作浪，许多迷信之说，也由这些唯恐天下不乱者制造出来。

隋唐之交，炀帝暴*，狼烟四起，天下大乱。翻开史书，灾疫和不祥征兆的记述就特别多。一方面是统治者荒yin无道，不管百姓死活，必然就产生各种天灾和。另一方面，农民起义者和李渊这样的欲取隋而代之者，也在故意制造舆论，制造混乱。什么“李花开，杨花败”的童谣，显然是李渊们为发动兵变、夺取杨氏的隋朝政权而编出来让小儿唱的；什么“江南杨花败，河北李花开，黎民争（贞）观快到来”的儿歌，是事后人们编出来好玩而已。如果说在李渊正待起兵时就有了这个征兆的民谣，贞观之年的到来还要好多年，当中还有李渊的武德十个年头呢。有的史书记载这个民谣时，说是李世民听到告诉李渊，鼓动父亲起兵的。如此说，“争（贞）观”一词如何能解释通呢。如果说隋灭后接着是“贞观”，李渊也准备用“贞观”年号取代隋炀帝的“大业”还可以说得通。可见，那个造谣的史书，谣也造得错谬可笑，为什么不好好编个谣呢？也不是太难的啊？

那时谣言多了，什么“李渊乘龙”，“龙飞晋阳”，李渊梦被“群蛆争食”，即“群趋争附”等等。但当时他世民是不到20岁的青年，每天随父争战，主要还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经常杀人，血气方刚，他不大信那些非言、谶语。

贞观初年，如前文所述，女子得到相当的解放，大约有些看不惯的男人们又出来制造谣言，恰逢太白金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太白星，又称大明星、启明星、长庚星，即金星。它是人们所见星空中最亮的星，它在黄昏时出现在西边天际、黎明时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两个时刻太阳都不大亮，晴朗的天空看到它是正常现象。然而，如果有人利用这种现象造谣，人们如不深想，就会相信这是反常现象。贞观初年时就有人利用这种现象造谣了，说：“这是阴阳反位，女皇帝要出世夺天下了”但是，当时唐太宗正值盛年，唐朝天下也如日东升，他仍不相信有哪个女皇帝能出来夺走他的天下。当时还有什么“北海出天子”，“刘将军当为天下之主”等等，谣言自相矛盾，他未去理会，谣言随之也就自消自灭了。

但是到贞观十七年（643年）时，这一年连续发生了众皇子争夺皇位，谋反之事。本来李世民年龄并不大，那年他才44岁，但皇子谋反，太子被废，新立太子李治又仁弱，他心里并不满意，又无好的继位人。这些事情整得他心力俱瘁，终日烦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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