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战前廷议（1 / 1）

自伊斯兰教东传以后，浩罕一直是中亚伊斯兰教的中心，其世俗的封建统治者在对新疆实行军事扩张中，打着宗教旗号、煽动和借助宗教狂热是主要手段之一。首先是利用流亡在中亚的新疆和卓残存势力对新疆进行宗教渗透，进而煽动宗教狂势。和卓一般被认为是“圣裔”，即穆罕默德的后代。在伊斯兰教盛行的中亚，和卓既是人们的精神领袖，又控制着民俗政权。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世俗封建主权力的增强，和卓的势力有所限制和削弱，但和卓家族仍然占有统治地位，拥有很大的权势。新疆和卓是中亚和卓家族的一个分支，以后逐渐本土化而形成新疆和卓家族集团。清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残存的新疆和卓家族势力越境逃往中亚，清政府在当地实行了军府制与伯克制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和政教分离的政策，将新疆的伊斯兰教纳入政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中，规范了各种宗教活动，由此为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创造了条件。

外逃的新疆和卓家族大部分流亡在浩罕。至19世纪上半叶，仅浩罕一地流亡的新疆和卓后裔即达200多人。起初，浩罕出于伊斯兰教义，一直容纳和收养着这批和卓后裔；当其国力强盛并开始向外扩张时，这些和卓势力就成为入犯和蚕食新疆的工具。因此，浩罕在需要时，甚至不惜从中亚其他地区网罗沦于乞讨的新疆和卓后裔。这些和卓虽然大多只是浩罕向新疆南部进行军事扩张的傀儡，正如1830年被推出的和卓后裔玉素甫所直言：“我到喀什噶尔去，连一个高粱馕都不值。”但浩罕对新疆和卓势力长年的豢养、利用和宣传，实际上构成了对毗邻的新疆南部长期的宗教渗透，并由此频繁地蛊惑和煽动着南疆的宗教狂热。

其次是利用和卓后裔，将向新疆的军事扩张鼓吹成“圣战”。自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历史上已有两次大的“圣战”运动（或称之为“圣战”**），其表现形式是利用“圣战”进行武力传教。第一次是在公元10~11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喀什噶尔后，以“圣战”的名义向以货教信爷为主的于阗等地武力推进，形成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第二次是公元14世纪后半叶至15世纪初，伊斯兰教在突厥化了的蒙古人中武力传播，其中典型的案例是东察合台汗秃黑鲁贴木尔强制16万人改信了伊斯兰教。15世纪初，伊斯兰教通过“圣战”式的武力传播，最终在新疆确立了统治地位。这两次伊斯兰“圣战”运动，名为对异教徒进行“圣战”，实则是世俗政权利用伊斯兰教争夺和巩固霸主统治权的斗争。伊斯兰教在新疆确立统治地位后，“圣战”运动便偃旗息鼓了。事隔400年后，浩罕在挟持和卓后裔入犯新疆之时，再次打出了“圣战”的旗号，煽动宗教狂热，裹胁众多淳朴虔诚的信徒为他们的扩张行径卖命。同治三年（1864年）中亚细亚安集延国的帕夏（将军）阿古柏入侵新疆，攻占南路八城，不久又占领北路乌鲁木齐和伊犁地区。1865年初，浩罕军官阿古柏利用新疆爆发反清叛乱的时机入侵南疆，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圣战”被推向**，在“为真主而战”的叫嚣中，成千上万的所谓异教徒（包括非穆斯林群众和反对其侵略行径的穆斯林群众）惨死在阿古柏军队的屠刀下。

在阿古柏统治时期军队和封建宗教是阿古柏“哲德沙尔政权”的两根支柱。阿古柏网罗了一支6万多人的军队（相当于清朝政府在南疆驻军的4倍多），支撑其对占领区内各族人民的统治和奴役。他又在南疆实行军事封建采邑制，把侵占的土地分封给军队管理。条族人民成为土地受封者的农奴，负担着名目繁多的各种赋税和徭役，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成果被侵略军巧取豪夺。阿古柏政权的另一支柱是宗教势力。在入侵新疆的战争中，阿古柏打着“伊斯兰教解放者”的旗号，把侵略战争鼓吹为伊斯兰圣战。其后，阿古柏又把自己装扮成伊斯兰教法庭的权力，以宗教统治替代行政管理，以伊斯兰教教规禁锢各族人民。阿古柏还大力扩展伊斯兰教寺院的土地和财产，给予各地宗教势力以广泛的权力，利用宗教束缚各族人民，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阿古柏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尸骨上筑起了荒淫的“天堂”。供阿古柏父子寻欢作乐的宫殿、行宫遍布南疆。被掠夺的600多名各族少女充作后宫，供他们淫乐。奴隶制在南疆重演，沦为奴隶的劳动人民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的专门市场上出售，每名售价不超过10天罡。阿古柏本人即役使着3000名以上的奴隶。

就在阿古柏在新疆为非作歹之时，朝廷内部却为是否出兵收复新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曾国藩就曾鼓吹“暂弃关外，专清关内”。李鸿章更以加强“海防”为幌子，胡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要求对已经出塞或准备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公然主张放弃西北大片领土，出卖朝廷利益。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刑部尚书崇实上奏说，新疆即使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前大学士曾国藩曾有暂弃关外之谋，今大学士李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国之见”。一些地方督抚在李鸿章的直接唆使下，也纷纷出来反对收复新疆的计划。河南巡抚钱鼎铭要求将驻扎甘肃前线的“毅军”调回本省，他直言不讳地说:“直隶督臣李鸿章与臣函详及此，以为关外祗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虞饥溃。”李鸿章的反对，是收复新疆的主要障碍，如不彻底批驳其谬论，西征势必半途而废。左宗棠为此上了一道约五千言的奏折，详细论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而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然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况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尽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候遥通，而后畿甸晏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指出，“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就在众臣争论不休时早已不耐烦的同治帝一语中的“高宗(乾隆）曾言，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此祖宗之遗训我辈子孙必当恪守”

李鸿章等人哑口无言，看见皇上都搬出乾隆皇帝的话了，己众已无法再辩白了，不过他还是要为左宗堂进取新疆设置障碍。

“皇上，左宗棠此次西征必然耗资弥饷，不知左宗棠要几年方可收复新疆。”

“此事朕可为左宗棠做主，两年足已平复新疆”。

在李鸿章等主弃新疆大臣的压力下，同治帝与其达成了赌约，限左宗棠两年内平定新疆。同治与主和派打这个赌是有足够的本钱的，因为历史上左宗棠1876年开始收复新疆至1878年就已经完成了既定目标了，不过由于俄国人的干涉直到1881年才达成协议，所以眼下在俄国人还不会介入的情况下，收复新疆全境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同治朝的第二次豪赌，虽然俄国在1870年以前是没有入侵新疆的但是由于同治提前收复新疆，俄国的主政者会不会提前入侵伊犁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这次西征失败，不但是左宗棠军事上的失败，也是中国即将失去六分之一领土的巨大失败，同时对同治今后的内政外交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未知世界在向同治招手，难以预测的未来在等待着同治，两年后的局面在注视着同治。（请看第二十一章战端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