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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辈人中，我是唯一一个用阳历庆生的。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最早的记忆中，一到我的生日，父母都歇一天假在家陪我。广场上，人们举行隆重的宴会，晚上还有免费上映的电影看。

年少的我一直以为，人们在庆祝我的生日。就因为这个，我似乎有了那麽点资本，认为自己比别的小孩子稍高一等。而奶奶告诉我，我与国家的生日交叠，这就意味着我的一生必定与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

我一共有过三个名字。刚出生时，家人通过激烈的讨论，认定了我爷爷为我起的名字，林庆华。一九六六年，我六岁，革命刚爆发。父亲为了隐藏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崽子，为我改了个极为大众的名字，林慕东。

这个名字一看就知道其深层意是：林家人仰慕主席。我记得当时的大院里，叫念东、献东、东时的多得是，还有最直白的——有一个一九六六年出生的小孩，每天淌着鼻涕到处跑——他父亲叫他张文|革。

第三个名字，是一九七三年诞生的，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名字——林雨声。

这个名字是李言笑帮我起的，是一个很应景的名字——当时我们正坐在后院的台阶上看雨。李言笑长我五岁，他短暂的一生影响了我短暂的一生。李言笑和我母亲一样，骨头硬朗，极其自尊、正直、宁折不屈，是肯为真理奉献出生命的。可以说是命运的造化，也可以说是性格使然，我们的结果都必将是自杀。当然，这是后话。

几年间，我身边最重要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我亲眼见证着一些文化人、正直的君子被逼得走投无路，稍稍有头脑的人就会知道，“文|革”无疑是一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动乱。而红卫兵们依旧高声喊着“主席万岁”、“阶级斗争是纲”……

我不能说恨他们，我想你知道——当你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人，你会哭，你会痛苦，但当你接二连三地失去，直至一无所有，你就会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蹩脚的玩笑。上帝在天上饶有兴致地着你这个可怜的人，想看你会怎麽做。你抬起头给他一个笑，无论是大笑还是苦笑，都是在叙说着自己的释然：这个玩笑不可笑，但我决定，在这个玩笑里继续努力地活着。

我就是这样一种心境。

下面该说一说我的出身。我的出身对我今后的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不是我比较特殊的背景，我应该不会遇到李言笑，我的生命也会完全不同。

姥姥、姥爷去世得早，抗日夺走了老爷的生命，我只在一张古老的黑白相片上看到过他们。当时他们正值三十而立，姥姥穿着绸缎旗袍，裹着小脚，气质典雅，笑容清丽；姥爷则生得浓眉大眼，穿着稀少的呢子大衣，腰背挺拔，显得格外精神。

我的爷爷是大资本家，他出身书香世家，却不喜欢念书，他有着发达的经商头脑。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年轻的爷爷在广东、福建当盐贩，赚到了许多钱。他拿着这些钱衣锦还乡，置办家业，兴办私塾，购买了面积相当的农田，雇佣贫农耕种，很快成为家乡首屈一指的富豪。

我的奶奶也出身显贵，属于标准的千金大小姐，据说她的堂叔在前清当过官。她和我爷爷青梅竹马，两人的婚姻由双方父母一手承办，婚礼极为隆重。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她留下来的嫁妆，都精致无比，有一些是大清宫殿里的玩物。

父亲一向是不怒自威的，他不苟言笑，有着一般男人不具有的压抑和稳重。只有谈及小时候，他才会神采奕奕，话也多了起来，眼睛里透出些孩童般的希冀，仿佛回到了从前。

那正是林家的流金岁月，爷爷有一妻一妾，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因为战乱，最后活下来的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父亲是爷爷的唯一一个儿子，自然是宠上加宠。

“参加典礼甚麽的，轿子是少不了的，夏天绸缎冬天袄，抗日的时候也没怎麽挨过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