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排在众学生当中，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
他微微地笑着，他稳重像一座山一样，他是这么可靠，任何女人看了他，都想：嫁给他必然是不用再担心任何事了。
同学说：“你看，那是你的纳梵先生。”
我笑一笑。
他们的意思是，那是你心爱的教授。
我们这间学校小，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不超过一千，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这是小大学的好处，那么每个教授都认识我。
他们问我：“你去年回家了吗？”又问，“今年回不回去？”我总是老实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我不大懂得他们的幽默，动不动就大惊失色，信以为真，他们倒是很欣赏这种天真，我自己真懊恼这种迟钝，直到今年，那种呆瓜劲儿才改掉了一点，然而还是惹笑。
老师们很晓得我这个人。他们要找我，就到图书馆，我好歹坐在那里，无论看什么书都好，我都坐在那里。
去年学生罢课，只有我一个人上学。老师看见我，心花怒放。我坐在图书馆里读笔记。
高克先生来了，看见我，趋向前来，握着手，眉开眼笑：“啊，乔，你多么乖，坐在暖气边，在温习吗，不冷吗？”
我笑。发神经了，他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匪夷所思。
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或是印讲义，他总是忙的，我在一层层书架子后面看着他。心里面很定，纵使有什么事，大概可以找他帮忙。
他去年一直说：“你知道我在哪里，有难题请来找我。”
他不叫我“乔”，不叫我的名字。别的教授一天到晚叫着我。他也不点名，不过凡是他的课，讲室总是客满的，他不把我们当孩子。
新近规定，凡学生上课次数少过百分之七十五者，不准参加考试。他不管，他觉得学生该有自律能力，点名没有用，点得再凶，那些逃学学生还是逃学去了。
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还有什么好问的？
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老是侧着脸，开头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读大学的时候，他玩美式足球，被同伴一脚踢在头上，昏在草地上，进了医院，出来的时候，一只耳朵就聋了。
罗莲叹道：“真了不起，连缺憾美都有了。”
我却听得津津有味，他毕业于诺丁咸大学，罗宾汉出没的地方。虽然也是科学家，他没有那种MIT，CIT的高深莫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有那种深入民间的高贵气息，我喜欢他。
罗莲念到最后一年，笑话自然更多。
她对我说：“你晓得考莱小姐？每星期四她都有一课，但是大家礼拜三玩得七荤八素，星期四哪里起得了床？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她等了一刻钟，不见第五个人影，冲下去报告校长，哪晓得一走，就又来了六个，气得她什么似的！哈哈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这真有点残忍。据罗莲说，在外国生活，不残忍是不行的。我倒不觉得，至少我没有那样，我也活得很好。
罗莲说：“你是例外，你一皱眉，老师同学就相让于你，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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