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还没有为谁皱过眉，只记得去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哭，哭得不亦乐乎，今年挤来挤去，挤不出什么眼泪来，天大的事，推在明天再说，功课再多，一样样慢慢做还是可以的，只是实在多了，做起来未免辛苦，周末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变本加厉地忙，晚上做到二三点才睡，第二天一早又撑起来，不敢贪睡，那种熬法也不用说了，不过心里还是很快活，说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有时候问罗莲：“你猜升了第三年，我吃得消吗？这么多的功课。”
“人家是人，你也是人，”她说，“怎么做不了？最多他们花一小时，我们花两个钟头也就是了，一般是老师教出来的。”
她这个人信心真足，走步路都好起劲啊，一步步踏下去都千斤重似的，我走路始终无声无息，脚步好轻的，不知道是什么习惯。
过了圣诞，纳梵先生终于出现了，大家都很高兴。读理科的人总比较讲道理，我老有一种感觉，文科是不能读的，越读越不通，越读越小气，好的没学，坏的都齐了，结果变成自高自大、极端自私的一个人。我们还没有念完书，不能算数，但是看看那些学成的人，也就有点分数。亦不能读艺术，学艺术的人都有一种毛病，不管阿狗阿猫先以艺术家姿态出现，结果大部分做了现世的活招牌。
当然理科出身的人未必个个像纳梵先生，他是例外中的例外。念了文学艺术，也不见得人人差劲，不过我们运气好，巧巧碰到一个好老师。
一星期有他两节课，每节只一小时，一共上十一个星期，他常常迟到十分钟，方便大家去喝杯茶，大家感激他。上课时草草在黑板上描几幅图，简单地解释几句，就很明白——如果我明白，谁都明白，谁还比我更钝呢？怕没有了。
有时候不明白，我举手发问。
同学都笑我，说我这么大了，还像小学生，次次发问都举手，我一举手，他们就嚷：“乔陈又要告状了！”
纳梵先生微笑说：“不必举手。”
我涨红着脸分辩：“如果不举手，不给老师准备，就插嘴，那有什么好？”
纳梵先生还没答，众同学又笑说：“好啦好啦！教授变了老师，大学变了书馆，咱们都成了小孩，也不必投票选举，回家干脆抱着叫妈妈？”
他们只是开玩笑，我知道我很规矩，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师重道，哪像他们这般无法无天？一时改不过来。
我涨红了脸，讪讪的过了好几堂课。
有一天在图书馆，我与纳梵先生撞个正着，我称呼他一声：“纳梵先生。”
他站住，微笑问：“什么事？”
我说：“没事啊，我叫你一声。”
他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答：“理应如此啊。”
他说：“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
“他们？完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但凡课文说得明白，已算尽责了。”
我说：“阶级分得好明白，否则，学生恐怕倒霉，这是中学，大学不得而知，看来也绝不民主。”
“你觉得哪种制度好？”他极有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说，“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我觉得。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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